从1849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涝灾害记录谈整编方志资料的使用*
张向萍1, 叶瑜1,2, 王辉1
1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北京 100875
2 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第一作者简介:张向萍,女,1985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环境演变专业。E-mail: zhangxiangping85@163.com

通讯作者简介:叶瑜,女,1979年生,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历史气候变化的影响、历史土地利用及土地覆盖变化等研究。E-mail:yeyuleaffish@bnu.edu.cn

摘要

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方志资料是研究历史灾害重要的数据源之一,在使用前人挖掘整理而成的不同整编方志资料时,需要对其由于不同研究目的和空间尺度而在原始灾害记录选入和信息表达方面的差异进行鉴别与分析。为在灾害重建研究中如何综合利用整编史料提供方法借鉴,作者以 1849年长江中下游洪涝灾害为例,对 4套整编方志资料的灾害记录进行了对比分析,主要结论有:( 1)应优先使用记录丰富且来源可靠的府属州、厅、县志记录;( 2) 4套整编方志资料互相插补综合使用,可比只使用 1套提高至少 20%的原始记录选入量;( 3) 4套资料中,《中国三千年气候记录总集》中的灾害记录数量和空间覆盖范围最完整、均一且灾情记录完备,《中国气候灾害大典》中不同省份记录详略差异大,另两套区域尺度资料覆盖范围各有偏重。

关键词: 整编方志资料; 鉴别与使用; 1849; 洪涝灾害; 长江中下游地区
中图分类号:P5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505(2011)02-0229-07
Discussion on application of chorographic compilations from flood disaster records in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1849
Zhang Xiangping1, Ye Yu1,2, Wang Hui1
1 School of Geograph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2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 Change and Natural Disaster,Ministry of Education,BNU,Beijing 100875

About the first author:Zhang Xiangping,born in 1985,is a master candidate of grade 2008 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and is engaged in environmental evolution.E-mail: zhangxiangping85@163.com.

About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Ye Yu,female,born in 1979,doctor,is an instructor of School of Geograph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She is engaged in impact of historical climate change and historical land use/cover change.E-mail:yeyuleaffish@bnu.edu.cn.

Abstract

Local chronicl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ata sources i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disasters in China.The coming out of several sets of chorographic compilations has provided convenience for their use,while the identification of dependability and integrity of them is still necessary for study of historical disasters reconstruction.Taking the flood disaster record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1849 for the example,disasters records in four sets of chorographic compilations were comparatively analyzed.It draws that: (1)Prefer to using disasters records from the local chronicles at county level for its abundance and dependability;(2)Integrating disasters records from four sets of compilations can make increase disaster records at least by 20% than that using single set;(3)Among the four sets,disasters records in Integration of Meteorological Records During the Past 3000 Years in China are the most complete and are with the best spatial homogeneity.

Key words: chorographic compilations; identification and use; 1849 A.D.; flood diast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1 概述

对历史气候灾害的研究可以加深人类对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的理解, 为科学认识气候变化提供实证案例和参考, 提高人类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和适应能力, 因此越来越受到重视(Keith, 2001)。

中国历史方志资料中较好地保存了有关天气、气候和自然灾害的记述, 以及重要自然和社会事件的完整记载, 且方志的编纂是为了向地方官提供参考, 其严谨、详细和可靠的优点(张丕元等, 1999), 使之成为研究历史灾害的重要数据源之一。20世纪70年代, 中央气象局和各省市气象部门以方志为主要历史文献, 绘制完成了《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 1981)。王绍武和赵宗慈(1979)通过对中国东部地区500年旱涝情况的分析, 认为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得出的旱涝分布类型和利用现代器测资料分析出的结果高度一致, 完全可以衔接分析, 证明了方志资料中相关记载的可靠性。

从历史文献中提取有效、可靠的信息是进行历史灾害研究的基础。原始信息是客观的历史文献记录。原始方志资料中历史灾害信息记录零散, 前人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对它们进行了系统的整理, 并编撰成册, 为后人进行历史灾害研究提供数据便利。由于不同整编资料收集记录的目的和空间范围不同, 对灾害信息的记述和表达具有选择性, 内容不够完整, 对这些信息使用时, 其准确性需要考证和甄别(方修琦, 2007), 以减少使用整编方志资料进行灾害重建带来的不确定性。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洪涝灾害年, 据中华书局(1986)《清宣宗实录》卷470 中记载, 在苏州、常州等地, 因饥民聚集求赈而发生多起白昼劫掠富户的事件, 惊动了皇帝(杨煜达和郑微微, 2008; 晏朝强等, 2011)。郑景云等(2004)认为这次事件和1931、1954年类似, 是1840— 1992年间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同时遭遇大洪涝的年份之一。《中国水旱灾害》中指出, 1849年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特大水灾, 太湖流域和淮河下游地区同时大涝(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和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 1997)。发生特大洪涝并造成重大灾害的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省份, 尤其江苏省和安徽省该年是非常典型的大涝年。作者以1849年4套整编方志资料中的洪涝灾害记录为例, 重点分析不同类整编方志资料对灾害信息记载的可信度。进而为历史气候灾害重建, 减少结果不确定性, 提供依据和参考。

2 资料来源与方法
2.1 资料来源

文中主要收集的整编资料包括温克刚(2006a, 2006b, 2006c)主编的32卷本《中国气象灾害大典》, 张德二(2004)主编的4卷本《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 以及张秉伦和方兆本(1997)主编的《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和旱涝规律研究》和江苏省水利厅(1997)主编的《江苏省近两千年洪涝旱潮灾害年表》(简称《灾害大典》、《三千年总集》、《江淮年表》和《江苏年表》)。

《灾害大典》是一套分省记述中国32个省市气象灾害的重要史料集, 资料来源除各个地区的地方志外, 还有《水利志》、《农业志》、《自然灾害史料汇编》以及档案、《清实录》、《清史稿》等史料。《三千年总集》系统收集了中国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1911年3000多年来历史文献中有关各地天气、气候状况、大气物理现象、与气象条件有关的物候文字记录, 还包括各种气象灾害的范围、危害程度和灾后振济、蠲免等情形。《江淮年表》收录了包括淮河自洪河口以下安徽和江苏, 长江自武汉以下流域内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和上海等省市在正史、各省通志、各府、州、县志和其他典籍中记录的旱涝资料。《江苏年表》收录了江苏省通志、各府州县志, 以及正史和散见于历代农业、水利、荒政、奏疏等文献中的记载。

作为对比, 作者共收集了1204本清代的原始方志资料, 包括省志、府志、县志等, 其中江苏和上海369本, 浙江509本, 上海16本, 安徽227本, 江西99本。

2.2 资料分析与对比

从4套整编方志类资料中收集到了1849年江苏、浙江、江西、上海、安徽、湖北、湖南7个省市的394条洪涝记录。各套资料记录条数见表1

表1 整编方志资料中1849年洪涝灾害记录统计(一) Table1 Statistics of flood disaster records in 1849 from chorographic compilations(Ⅰ )

2.2.1 整编资料与原始资料的对比

中国清代方志资料丰富, 一个地区的方志经不同时代的修改和校勘, 有多个不同年代的版本, 不同版本记载的格式不统一, 内容有侧重与详略的差异。将从整编方志资料中收集的气候灾害记录和原始方志资料进行比对, 以查所收集记录是否完整, 记录内容描述是否一致, 是否存在整编方志资料由于整理的目的和服务对象不同造成的在天气描述、灾情等方面的删减。首先, 将收集的4套整编方志资料中有关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上海的记录条数和原始方志资料进行分省比对; 然后, 分析4套整编方志资料的覆盖面、完整性, 并探讨在历史气候灾害重建时应注意的事项。

2.2.2 4套整编资料的对比

由于4套整编资料收集记录的目的不同, 每一套资料具有不同的空间差异和侧重点, 因此应对它们进行对比, 辨别各自的优劣, 分析在进行历史气候灾害重建时首先要使用哪些资料, 并在空间上对所收集的记录进行插补、综合。

首先, 分别制作4套资料的洪涝分布区图以及灾情分布图, 并进行比较分析。从4套资料中收集到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上海7省市394条记录, 分别输入原始数据库, 然后据此建立派生表。派生表主要包括时间、地点、资料来源、雨情、水情、灾情以及救灾措施。在建派生表时, 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清代的行政区划转变为现代的行政区划。基于派生表分别建立统计表, 统计表中包含降雨的发生时间以及决溢点、灾损类型、灾害响应方式和救灾措施等字段。使用统计表分别制作出4套资料的洪涝分布区图和灾情分布图, 进而比较它们在灾害区域、灾损、灾害响应和救灾措施等方面的详略。

其次, 依据4套资料的研究范围和侧重点不同, 将4套资料的记录进行综合(剔除重复, 合并详略, 鉴别真伪), 建立综合统计表。在进行4套资料的综合时, 如果1条记录被多套资料引用, 就对其进行比较筛选取其中的1条。如果不同记录记载同一个区域的同一次降水过程, 就取记录较详细的或者取其并集。如果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 就根据 “ 原始优先、校勘优先、价值优先、互相参照” 的原则进行处理, 避免使用不当。使用综合统计表, 分别制作利用原始方志和整编资料重建的1849年4套资料洪涝分布区图。

3 结果分析
3.1 整编资料与原始资料的对比分析

在从整编方志资料收集到的长江中下游7省市394条记录中, 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上海的记录为277条。其中不同来源类型的水旱资料包含的记录数见表2。从表2中可看出, 在4套整编资料中, 来源于直隶府、州、厅志和府属州、厅、县志的记录数在总记录中所占的比重很大, 分别占10.1%和78.3%。245条记录中, 66条出自《江淮年表》, 28条出自《江苏年表》, 96条出自《三千年总集》55条出自《灾害大典》(表 3)。除方志外其他水旱资料、省志和乡村特色小志在总记录中所占比重较小(表2), 合计为11.55%。

表2 整编方志资料中不同来源的水旱记录统计 Table2 Statistics of records about floods and drought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n chorographic compilations
表3 整编方志资料中1849年洪涝灾害记录统计(二) Table3 Statistics of flood disaster records in 1849 from chorographic compilations(Ⅱ )

因此, 在使用各类整编方志资料记录时, 可以优先使用其中的县志记录, 它们的数量多, 空间分辨率高, 来源可靠, 可信度高。在进行灾害重建时, 空间分辨率确定为县一级也是比较可靠的。府志或省志记录的区域广、内容概括、综合性强, 但其数量少, 在进行县级空间分辨率的历史气候灾害重建时, 可以作为补充和参考。乡志和一些特色的地方小志虽然空间分辨率也较高, 但其数量少, 记录的空间范围有限, 可以和县志记录进行相互比对和佐证。

作者从清代原始方志资料中共摘录出1849年洪涝灾害记录132条, 其中安徽25条, 江苏31条, 江西33条, 上海10条, 浙江33条。上述记录可覆盖该年4套整编资料中245条方志记录的71%, 《江淮年表》中66条方志记录的81.8%, 《江苏年表》中28条方志记录的60.7%, 《三千年总集》中96条方志记录的71.9%, 《灾害大典》中55条方志记录的61.8%(表3)。这意味着原始方志数量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同时意味着每套整编方志资料所收集的直隶府、州、厅志和府属州、厅、县志记录大多数可以找到确切的原始出处, 未找到原始出处的记录可能主要是由于原始方志收集不够完整、整编方志与原始方志版本不一致和整编方志记录描述与原始方志不一致等原因引起的。

将132条原始方志记录中属于同一府、州、厅、县不同版本的方志记录进行归并、筛选, 共得到107条记录, 其中安徽24条, 江苏24条, 江西26条, 上海8条, 浙江25条(表4)。由表4还可以看出, 就江苏而言, 《江淮年表》、《江苏年表》、《三千年总集》、《灾害大典》与同县归并后的24条原始方志资料完全对应的记录数分别为18条、15条、14条、0条, 占原始方志记录的比例分别为75%、62.5%、58.3%、0; 4套资料综合后, 记录数可达到24条, 比例相应提高到100%。安徽、江西、上海、浙江4个省份4套资料综合后, 与归并后的原始记录完全对应的比例都有很大的提高, 分别可以达到83.3%、80.8%、100%、72.0%。5个省份合并后, 4套资料与原始方志资料完全对应的记录数分别为54条、17条、69条、34条, 比例分别为50.5%、15.9%、64.5%、31.8%。4套整编资料记录综合同县归并后与原始方志资料完全对应的记录数达到91条, 其比例提高到86.0%。以上结果表明, 每套整编资料对该事件的描述记录都很有遗漏, 4套整编资料记录合并后仍有14%的遗漏, 因此, 每套整编资料在使用前需要对其记录的完整性进行评估, 最好综合使用多种整编方志资料, 使收集的记录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更加详细、完整和全面, 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3.2 4套整编资料的对比分析

表1中4套资料的记录数可以看出, 《三千年总集》洪涝灾害记录最多, 为198条, 说明它收集的记录最为完备。江苏省是4套资料都覆盖的省份, 可比性最大, 其中《三千年总集》有34条记录, 数量最多, 《江淮年表》为28条, 《江苏年表》为25条, 《灾害大典》只有1条。其他的6个省份中, 浙江、上海、湖北、湖南的洪涝气象灾情记录条数同样也是《三千年总集》最多, 江西和安徽则分别是《灾害大典》和《江淮年表》的最多。这可能和4套资料收集内容上的差异有关, 《三千年总集》收集的内容包含天气、气候、气象状况有关的文字记录以及气象灾害的范围、危害程度和灾后振济、蠲免等情形并且包括和气象条件有关的物候、农业丰歉和病虫害、疫病、饥荒的所有记述, 内容比较完备。《灾害大典》收集的是与气象灾害现象相关的内容。《江淮年表》进行的是淮河和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研究, 其中安徽刚好位于淮河和长江中下游, 在研究范围上比较一致。

就不同资料集空间的覆盖范围而言, 从1849年4套资料重建的洪涝分布区(图 1)可以看出, 《江淮年表》的记录侧重分布在长江两岸, 长江北岸的县域记录多于长江南岸; 《江苏年表》的记录集中在江苏境内长江南、北两岸; 《灾害大典》和《三千年总集》的记录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沿岸, 南、北两岸均有, 和其他研究中该年的洪涝灾害范围一致。《三千年总集》收集的记录条数为198条, 《灾害大典》为93条, 但覆盖范围差不多, 说明前者比后者对灾情描述更详细。在图1-c中, 《灾害大典》江苏省没有记录, 其中收集的1条记录“ 黄河决口, 运堤溃决, 开放车逻坝及中坝, 里下河地区大水。江南与太湖地区雨水, 江海潮溢” 讲述的空间范围太大, 所以在图中没有显示。将4套方志资料叠合后重建1849年全国洪涝分布图(图1-e), 从中可以看出1849年的洪涝灾害主要分布在长江沿线, 包括湖北省的东南部、江西省的北部、安徽和江苏的中部和南部、上海市、浙江北部。4套整编方志资料中的记录综合后, 洪涝分布区的覆盖范围比之前更广泛, 区域连续性更好, 与前人研究中提到的此次洪涝主要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太湖流域一致。从图1-e和图1-f可以看出, 4套整编方志资料和原始方志资料重建的洪涝分布区总体上吻合, 有遗漏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浙江南部沿海地区。

在4套资料分别记录的洪涝灾情分布(图 2)中, 灾损信息包括田亩淹渍、房屋倒塌、水利设施受损、人员伤亡等信息; 灾害响应方式包括移居、民饥、粮涨价、疫病、起义、死亡等; 救灾措施包括蠲免、缓征、赈给、养恤、赈粜等。从图2中可以看出, 对灾损状况和灾害响应方式4套资料都有详细的记载, 包含有救灾措施信息的记录在《三千年总集》中相对丰富, 《江淮年表》、《江苏年表》和《灾害大典》中较少。就总的信息量而言, 《灾害大典》和《三千年总集》更丰富和完整。

图1 从4套整编方志资料重建的1849年洪涝分布区(a— 据《江淮年表》; b— 据《江苏年表》; c— 据《灾害大典》; d— 据《三千年总集》; e— 据4套整编资料综合; f— 为根据原始方志资料重建的5省市(包括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和上海)洪涝分布区)Fig.1 Flooded areas in 1849 reconstructed from four sets of chorographic compilations

图2 从4套整编方志资料重建的1849年洪涝灾情分布(a— 据《江淮年表》; b— 据《江苏年表》; c— 据《灾害大典》; d— 据《三千年总集》)Fig.2 Distribution of flood disasters in 1849 reconstructed from four sets of chorographic compilations

对于长江中下游而言, 《三千年总集》中记录分布均一, 《灾害大典》中江苏省和上海市的记录较少。《江苏年表》和《三千年总集》中江苏省和上海市记录比较丰富, 安徽省除《江苏年表》外, 其他3套资料记录数相差不大。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浙江省在《三千年总集》和《灾害大典》中的记录相对丰富。

4 结论与讨论

1)从整编方志资料中收集到来源于直隶府、州、厅志和府属州、厅、县志的记录丰富且来源可靠, 在使用时, 可以优先考虑。来源于省志、乡志和特色小志的记录的空间分辨率较高, 但由于数量少, 记录的空间范围有限, 所以在进行历史气候灾害重建时, 可以将它们与县志记录进行相互比对和佐证使用。

2)从清代原始方志资料中收集到的记录, 可覆盖4套整编资料总记录数的71%, 具有足够的代表性。通过对4套整编方志与原始方志中的记录进行对比, 可以看出4套资料与原始方志资料完全对应的记录比例分别为50.5%、15.9%、64.5%、31.8%, 4套整编资料记录综合后与原始方志资料完全对应的记录比例提高到86.0%。由此可知, 从整编方志资料中收集的洪涝灾害记录可以作为历史气候灾害重建方志资料的数据源。但每套资料对灾害事件的描述记录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漏, 对它们进行综合使用, 可以使收集的灾害信息更加详细和完整, 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3)对4套资料记录的信息量、分布区域、重建的洪涝分布区以及灾情分布等进行分析可知:《三千年总集》收集到的洪涝灾情记录最多, 最完备, 重建得到的洪涝灾区和其他研究重建的范围大体一致, 说明该资料的空间覆盖范围较完整、均一, 可以反映灾害空间上的特征; 《灾害大典》记录条数偏少, 不同省份的记录详略差异很大, 尤其上海、江苏等地相对概括, 不够详细, 在使用时应注意; 《江淮年表》和《江苏年表》记录局部区域较详细, 前者侧重分布在长江两岸, 北岸的县域记录多于南岸, 后者的记录集中在江苏境内长江南岸以及北岸的里下河地区, 在空间对比时应注意覆盖范围的差异。

作者声明没有竞争性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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