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对初雷观测的重视, 《大清会典》(沈云龙, 1992)即有明确的规章:“ 雷始发声, 验雷起之方, 皆即时报监, 按占密题” 并“ 及时呈报” (乾隆朝会典· 卷四十六)。钦天监观测的初雷结果会被现场记录下来, 并及时呈报到皇帝。现存可获得的钦天监初雷天气记录主要分布在钦天监档案、礼部档案、《清实录》(清实录编委会, 1986)及奏折等史料中。经过系统整理, 笔者共发现121条清钦天监对当时北京地区初雷天气的记录, 其中《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崔振华和张书才, 1997)收录了106条记录; 随后, 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钦天监前三朝题本中查询到11条记录^①; 其他4条分别来自钦天监题本补遗^②、礼科题本(天文气象类)^③、光绪朝军机处附录奏折^④及《清实录》(嘉庆朝, 卷四十二; 清实录编委会, 1986)。

这121条初雷记录的时间始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 止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此期间, 因资料丢失、损坏或因其他原因致使101年的记录缺失, 但仍存在4个比较连续的阶段, 分别是:康熙十八年至康熙五十三年(1679— 1714年)间共计30年的记录, 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三年(1716— 1768年)间共计52年的记录, 嘉庆四年至同治四年(1799— 1865年)间共计31年的记录, 光绪十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884— 1901年)间共计8年的记录。其中康熙五十五至乾隆三十三年(1716— 1768年)长达52年的初雷天气记录保留得最为完整, 仅缺雍正八年(1730年)的记录。就目前现存且可获得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关于初雷的记录来看, 这种连续性的初雷天气记录是研究长时间尺度初雷难得的珍贵文献。

钦天监对这些初雷信息的记录非常具体全面, 内容包括:呈报人与具题人, 初雷出现的年、月、日、时辰, 出现的方位, 声音, 伴随的天气现象, 雷鸣次数, 占语等信息。如康熙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1680年4月25日)的初雷记录(《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 第173页; 崔振华和张书才, 1997):

钦天监监正安泰题观候本

钦天监治理监正加二级臣安泰等谨题, 为观候天象事。

据天文科该直五官灵台郎黄昌等呈报:本年三月二十七日丙辰申时, 西北有云雷, 从西北乾方起, 连发数次, 其声和雅。臣等谨按占书曰:雷初发, 声和雅, 其岁善。一曰:雷起于乾, 人多病, 国安。

这是完整的初雷记录的标准模式, 即非常详细、清晰地描述了初雷天气现象发生的时间和特征。在121条初雷天气记录中, 有具体时间、方位和雷鸣次数记载的达120条, 有伴随天气现象记载的达59条, 分别占总数的99.2%、48.8%, 这为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

除了对初雷的观测和记录有具体的规定, 清代针对上报初雷观测信息也制定了规章。钦天监需要将占验结果以“ 题本” 形式上奏, 供皇帝御览。《大清会典》(康熙朝会典· 卷五十; 沈云龙, 1992)规定了题本的行文格式:“ 贴黄式, 题本后贴黄, 用单纸一幅, 式与本行齐, 字连出格二十字。前列官衔, 后列谨题请旨, 同本式。中间照所题本情由, 简明撮要, 不扽冗长, 但行数不拘定限, 期于满幅为止” 。这种上奏形式一方面提高了审阅效率, 另一方面也保证了题本这种公文系统的严肃性。正是由于制度的存在, 从康熙至乾隆年间, 初雷题本基本上是当日上奏, 少数在1、2日内奏报; 嘉庆十五年(1810年)规定钦天监本章“ 均于第三日具题” , 也符合“ 即时” 奏报的要求。这种规范的行文格式和按期奏报的制度保证了清代北京地区初雷天气记录的连续性和信息的完整性。如此详细、系统、连续的初雷天气记录是中国古代气象观测史料中比较罕见的。

清政府重视观测初雷天气主要出于2种原因。一是初雷与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联。节气气象客观反映了中国季节变化与气候特点, 是中国古人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时间工具。初雷对节气变化有指向性的作用, “ 万物出乎震, 震为雷, 故曰惊蛰, 是蛰虫惊而出走矣” ^①。惊蛰时, 气温回升, 初雷发生, 农作物开始返青。农人一般将惊蛰节气视为农耕的开始, “ 惊蛰一声雷, 农家春耕勤” 、“ 春雷响, 万物长” , 这些农谚生动反映了初雷“ 惊醒” 农田的情景。初雷发生时往往也会伴随着阴雨天气, 预示着雷雨季节即将来临, 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初雷发生时, 胤祉上奏“ 春间见此大雨, 此实甚奇, 内外老幼无不欢忭”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6)。

基于此, 清代重视初雷的观测与记录, 是为了能够掌握节气的变化, 旨在不违农时。根据现有的档案资料可知, 清代自康熙之后便十分注意气象的变化, 并在全国范围组织气象观测。其观测工作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钦天监和各地专职人员进行的定时观测, “ 晴雨录” 和“ 雨雪分寸” 便是这种观测记录的结果; 另一类是不定时的观测, 如遇初雷的发生, 钦天监必须及时认真观测, 事后将结果以“ 题本” 的形式上奏皇帝。

观测初雷受到重视的另一原因则与国家星占活动有关。风雷、云气、晕珥与日月星辰同属“ 天象” (陈遵妫, 2006), 均关乎国家的治理, 历朝历代“ 设立专官, 职司占侯” (康熙朝会典· 卷六十六; 沈云龙, 1992)。初雷作为特殊“ 天象” 之一, 自然受封建帝王和“ 司天” 机构的重视。前文已述, 每条初雷记录后面都会出具占语。甚至清朝廷对所用占书也有具体的规定, “ 本朝定制, 凡瑞变占辞以《观象玩占》书为据” ^①。据现存初雷记录可知, 当时初雷出具的占语主要来自该书的卷四十二“ 雷占” ^②。

“ 雷占” 中记载:“ 人君发号施令, 上合天道, 则雷以时而出, 以时而入; 若有不当发而发, 或当发而不发, 则皆号令失常所致也” 。从明到晚清, 一直存在着以“ 雷” 验“ 君德” 的事例。如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 四月份仍未始雷, 嘉靖帝上谕礼部:“ 今春雨泽固, 降雷未发声, 且四方灾异旱涝不同, 勿专谓尔君所致, 人臣之义可尽废乎?天工人代, 君一身能徧诸务耶?臣原有分理之责, 况忠贞者又以臣劳自责, 未可专一欺谤, 各要实尽厥劳” (俞汝楫, 1986)。时至四月尚未闻雷, 且又发生灾异旱涝, 嘉靖帝认为, 这并非全是自己之过, 要求大臣们也要加以自省、尽职尽责。10年后,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皇帝再次上谕礼部“ 雷未发生, 亟修省” (谈迁, 1958)。清顺治时也曾因“ 自然现象” 多次下诏罪己, 顺治十三年(1656年)三月上谕礼部“ 近者冬雷春雪” , “ 皆朕不德所致” (顺治朝实录· 卷九十九; 清实录编委会, 1986)。甚至晚清时期, 异常雷暴仍被看作是上天的警示与告诫, 如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一日(1861年11月13日)发生的冬雷(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 第474页; 崔振华和张书才, 1997)及同治四年二月十七日(1865年3月14日)的“ 雷电愆期” (赵之恒等, 1999), 每次发生, 帝王都会要求群臣“ 时加倍省” 或“ 恐惧修省” 。

清钦天监初雷记录的日期是按阴历记载的, 为进一步分析其呈现的特征, 需要对其进行阴、阳历换算。换算之后发现, 清代北京初雷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每年的3— 5月份。笔者以3月1日为初雷日期(y)转换成数值的始日, 其时间序列3月1日为y=1, ……, 4月1日为y=32, ……, 如康熙十八年(1679年)初雷记录日期为5月27日, 转换成时间数值则为y=88, 依此类推, 分别将121年的初雷记录日期变化状况绘制成图(图 1)。

图1

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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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北京地区清代钦天监初雷记录的时间分布特征Fig.1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st thunderstorm records by Astronomical Bureau of Qing Dynasty in Beijing area

通过对121年北京地区初雷记录的统计, 初雷最早出现在3月4日(乾隆三十年, 1765年), 最晚出现在5月27日(康熙十八年, 1679年), 平均初雷日期为4月1日; 3月份出现最多, 共61次; 4月份次之, 共54次; 5月份最少, 仅5次。初雷集中在3月中旬至4月中旬, 共102次, 占总次数的84.3%, 其中3月下旬发生的次数最多, 为34次(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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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北京地区清代钦天监初雷记录的发生时间统计 Table1 Time statistics of the first thunderstorm records by Astronomical Bureau of Qing Dynasty in Beijing area 初雷记录 时间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次数 上旬 4 31 3 中旬 23 14 1 下旬 34 9 1

表1 北京地区清代钦天监初雷记录的发生时间统计 Table1 Time statistics of the first thunderstorm records by Astronomical Bureau of Qing Dynasty in Beijing area

根据现存记录, 可将清代北京地区的初雷天气分为4个阶段:第1个阶段为康熙十八年至康熙五十三年(1679— 1714年), 平均初雷日期为4月5日; 第2阶段为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三年(1716— 1768年), 平均初雷日期为3月25日; 第3个阶段为嘉庆四年至同治四年(1799— 1865年), 平均初雷日期为4月12日; 第4个阶段为光绪十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884— 1901年), 平均初雷日期为3月23日。第1阶段和第3阶段的平均初雷日期比较接近, 第2阶段和第4阶段的平均初雷日期比较接近。第1、3两阶段的初雷平均日期比第2、4两阶段要晚两周多的时间。

通过整理清钦天监121条北京地区的初雷记录, 笔者发现其中有120条有确切发生时间, 并按发生的时间段分别进行了统计(表 2)。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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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北京地区清代钦天监记录初雷的逐时分布(时辰/UTC) Table2 Hourly distribution of the first thunderstorm records by Astronomical Bureau of Qing Dynasty in Beijing area(Hour/UTC) 时辰 子时 (23-1) 丑时 (1-3) 寅时 (3-5) 卯时 (5-7) 辰时 (7-9) 巳时 (9-11) 次数 15 11 9 9 3 0 时辰 午时 (11-13) 未时 (13-15) 申时 (15-17) 酉时 (17-19) 戌时 (19-21) 亥时 (21-23) 次数 5 6 11 14 22 15

表2 北京地区清代钦天监记录初雷的逐时分布(时辰/UTC) Table2 Hourly distribution of the first thunderstorm records by Astronomical Bureau of Qing Dynasty in Beijing area(Hour/UTC)

结果表明:19— 21时之间发生初雷发生的频率最高, 占22次; 17— 19时、21— 23时及23— 1时均发生了14次、15次、15次; 15-17时及1— 3时均发生了11次; 3— 5时及5— 7时各发生了9次。这表明清代北京地区初雷发生频率最高的时间是在夜里, 从酉时至寅时6个时辰(17时至次日凌晨5时)占全天发生概率的71.7%, 这与春雷多发生在夜间到早晨的特性是一致的(刘长川, 2003)。

清钦天监记载初雷的持续时间不是用时辰来表示, 而是用初雷的“ 雷鸣次数” 来代替。尽管不能保证每两次雷鸣之间的时间是一致的, 但雷鸣次数越多可以客观上反映初雷持续的时间越长。因此, 雷鸣次数可以表示初雷持续时间的长短。笔者在整理现存初雷记录时, 发现共有120条初雷记录记载了雷鸣次数, 主要有“ 一次” 、“ 两次” 、“ 三次” 、“ 四次” 和“ 数次” 5种不同记载, 占现存记录总数的99.2%, 这也反映了钦天监在观测初雷时十分重视初雷的雷鸣次数。笔者将现存记录中不同类型的雷鸣次数进行统计, 发现以“ 雷鸣两次” 的居多, 共有87条, 占总数120条的72.5%; “ 雷鸣三次” 的有18条, 占总数的15%; “ 连发数次” 的有9条, 占总数的7.5%; “ 一次” 和“ 四次” 的比较少, 各有4条和2条。可见, 清代北京地区初雷持续时间比较短。通过查看现代北京初雷相关文献(苏丽楠等, 2008; 曹治强, 2012)发现, 初雷持续时间也比较短, 大多数在0.5~1小时。

清代北京地区121年初雷记录中共有120年记录了“ 雷起方向” , 分别用八卦图里的8个方位记录初雷出现的方向, 即正北坎方、东北艮方、正东震方、东南巽方、正南离方、西南坤方、正西兑方、西北乾方。对120条初雷记录的“ 雷起方向” 进行了统计(图2)。雷起于北方(东北、正北、西北)的初雷记录最多, 共81条, 占120条总数的67.5%。其中, 起于东北方向达48条, 占总数的40%; 起于西北方向次之, 为29条, 占总数的24.2%; 起于正北方向的有4条, 占总数的3.3%。在所有方向中, 雷起于正南方向的初雷记录最少, 仅3条, 占记录总数的2.5%。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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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北京地区清代钦天监记录初雷的发生方向和概率Fig.2 Orientation and probability of the first thunderstorm records by Astronomical Bureau of Qing Dynasty in Beijing area

初雷出现时一般伴有其他天气现象, 经统计发现, 121条初雷记录中共有60条记载了初雷发生时伴有的天气现象, 主要有“ 云” 、“ 云阴” 、“ 云阴微雨” 和“ 阴雨” 4种天气现象。根据《相雨书· 观云》(王云五, 1935)中的相关描述推测:“ 云” 应该是指多云天气; “ 云阴” 即天空中被浓厚的云层覆盖; “ 云阴微雨” 指小雨; “ 阴雨” 指雨量较大。在这60条记录中, 初雷发生时最常出现的天气是 “ 云阴” , 共有39条, 占总数的65%; 其次是“ 云阴微雨” 15条, 占总数的25%; 多云天气和雨量较大的天气不常出现。清代北京初雷的这种特征与现在北京初雷很相似, 不常伴随明显的强降水(苏丽楠等,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