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帝时代” 的历史真实性及其具体年代等问题一直是历史、神话、人类、考古等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 也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对这一重大科学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层面理解:从国家层面看, 弄清炎黄子孙始祖的真实性, 有助于增加民族认同感, 并进而增强民族凝聚力(严文明, 2006); 从社会大众层面看, 作为炎黄子孙, 都想弄清我们共同的华夏始祖— — 炎黄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 他们生活的具体年代又是多少?从历史学研究层面看, 如果“ 五帝时代” 存在, 由于其位于以夏朝建立为标志的中国古代文明社会诞生前的一个阶段(Chang, 1986; 严文明, 2000), 因此是奠定中国古代文明基础, 孕育众多中国古代文明特点, 对后世文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阶段, 是研究和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史和上古史的关键时段; 从人类学研究层面看, 对“ 五帝时代” 真实性和年代的廓清有助于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过程和动因等重大科学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尽管“ 五帝时代” 所涉及的上述各类问题如此重要, 然而, 目前有关“ 五帝时代” 的真实性及其年代仍存在较大争议。自司马迁建立了“ 五帝” 的上古史体系后, 后人多认为五帝时代是信史。人们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 把炎黄二帝当作我们的始祖, 把黄帝看作中国上古史的开端。然而, 由于缺乏地下出土的有关“ 五帝时代” 文字资料, 同时后世文献中对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较为简单且充满神话色彩, 因此, 其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19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 甚至提出了“ 东周以上无史论” 的观点, 完全否定了“ 五帝时期” 的历史真实性。

后来, 尽管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司马迁所记载的商朝被现代考古证据证明为信史, 进而认为他记载的“ 五帝时代” 也应该是可信的; 并且考古证据也揭示出与历史文献描述的“ 五帝时代” 政治格局特征类似社会特征和大致相近的年代(Chang, 1986)。但是在没有文字信息支持的情况下, 这些论证仍然不能够令人信服。相反, 另一些证据却支持相反的观点:如有关夏朝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周代, 而在时间上离夏代最近的商代甲骨中却未见有关夏的片言只语, 更不用说“ 五帝时代” 了。

总体看来, 在目前尚无具备充分证实力的历史文献或考古证据的情况下, 所有相关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阶段, 争议将会持续。因此急需寻找其他研究方法进行论证。每一重大社会演进事件都不可能发生于真空之中, 必然与其他事件存在一定的关联, 因此有必要另辟蹊径, 寻找那些间接的、但却与“ 五帝” 关联的事件, 从而从一个侧面间接地证实或证伪“ 五帝时代” 。吴文祥和葛全胜(2005)曾经根据4.2~4.0 ka BP全球降温事件与东南夏季风锋面降雨带活动之间的关系, 论证了夏朝建立前夕尧舜禹时期, 史前洪水发生的历史真实性, 并且从气候变化的角度讨论了大禹治水成功的主要原因。这为从人地关系角度论证史前重大社会事件的真实性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作者拟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出发, 讨论“ 五帝时代” 存在的历史真实性及其可能年代。研究的出发点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2套相互独立的证据, 历史文献与考古证据共同揭示出发生于夏代之前的一种极为类似的万邦林立、相互竞争的政治景观。由于气候变化往往能够导致区域性资源紧张, 并进而引起广域性人群间的冲突与竞争(吴文祥, 2009), 而战争被国际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是社会演进的主要驱动力(Carneiro, 1970; Underhill, 1994; Spencer, 2003)。因此, 在气候变化与万邦林立、相互竞争的政治景观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成因上的关联。基于此, 作者拟重建“ 五帝时代” 的气候背景, 并进而分析是否能够在气候变化与“ 五帝时代” 政治景观之间建立成因上的联系, 如果可以, 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 五帝时代” 的历史真实性, 并进而能够推断其形成的年代。

历史文献记载, 夏代之前的“ 五帝时代” 出现了“ 万国” 并存、“ 城邦” 林立的政治格局。根据李民(2005)的考证, 《尚书· 尧典》提到“ 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 , 称帝尧为“ 万邦” 时期; 《史记· 五帝本记》则称“ 五帝时代” 为“ 万国” 时期。著名考古与人类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张光直(Chang, 1999)认为这种“ 国” 或“ 邦” 可能由一个个筑有城垣的城及其周围地区组成。严文明(1997)基于对历史文献相关记载的分析, 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把城叫做国, 城外的乡村叫野, 包括城乡的政治实体有时也叫邦; 城是邦的中心和代表, 所以邦也可以叫做国, 而“ 五帝时代” 就是一个普遍筑城建国的时代。

与此相应的是, 《五帝本纪》等文献还揭示出“ 五帝时代” 是一个战争盛行的英雄时代。当时部落之间的冲突频繁而激烈,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黄帝与炎帝之间的阪泉之战、共工与颛顼之间的帝位之争、禹伐三苗等等。从涿鹿之战到禹伐三苗, 贯穿在五帝时期的一条主线是部落间的冲突和战争。这种激烈的竞争是“ 城邦” 林立形成的动因, 正是这种部落间的相互竞争与冲突导致了筑有城垣的城出现, 促进了标志“ 万国” 并存、“ 城邦” 林立的政治格局形成。这也与国际主流观点, 即认为战争是早期社会演进的主要驱动力的观点一致(Carneiro, 1970; Spencer, 2003)。

从文献记载反映出的社会阶段看, 许多学者认为“ 五帝时代” 的社会发展程度类似于酋邦社会:表现在当时“ 五帝时代” 存在众多的、或服或叛的“ 诸侯” 国族; 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机构, 且官僚行政机构初具规模; 存在宫室, 并出现刑法; 整体上社会已经出现分层(严文明, 1997; Chang, 1999)。

龙山时代(5.0~4.0 ka BP)一词, 是指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由于不同地区文化发展拥有自己的特征和谱系, 因此不同地区龙山时代的年代并非完全一致。在河南、山西和陕西的境内, 龙山时代又分为2段:龙山早期文化, 即庙底沟二期文化, 年代为公元前3000— 2500年); 龙山中晚期的文化, 年代为公元前2500— 2000年(Underhill, 1994; 严文明, 2000)。而山东境内的龙山时代不再进行细分, 年代为公元前2500— 2000年, 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中晚期, 而与中原地区早期龙山时代同期的文化则被归并至大汶口文化系列之中(Underhill, 1994; 严文明, 2000)。文中, 中原地区龙山时代中晚期和山东地区龙山时代均指公元前2500— 2000年这一阶段。

考古证据显示,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龙山中晚期最突出的特征是设防城址(fortified settlements)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出现。史前时期,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第1次不同地区规模性的城址出现发生在中原地区龙山时代中晚期和山东地区龙山时代, 即约4.5~4.0 ka BP阶段(Chang, 1986; Underhill, 1994; Liu, 2007)。如在中原地区, 共发现史前城址12座, 除郑州西山城址建于仰韶晚期(5.3~4.8 ka BP), 其余11座城址建于龙山时代中晚期(4.5~4.0 ka BP)(马世之, 2003), 这些城址包括山西陶寺(早期和晚期)、登封王城岗(小城和大城)、新密古城寨、郾城郝家台、安阳后冈、辉县孟庄、蹼阳戚城、温县徐堡、博爱西金城、淮阳平粮台和平顶山蒲城店等。

山东海岱地区共发现城址15座, 主要有连云港藤花落、五莲丹土、章丘城子崖、临淄田旺、邹平丁公、寿光边线王、滕州西康留、茌平教场铺城址群(教场铺、大尉、乐平铺和尚庄等)、东阿王集以及阳谷景阳冈城址群(景阳冈、王家庄和皇姑冢等), 其中大汶口文化城址1座(阳谷王家庄), 大汶口— 龙山文化城址2座(五莲丹土和滕州西康留), 其他均为龙山时代城址(马世之, 2003)。

进一步研究表明, 上述大部分城址面积相对较小, 城址中较少发现庙宇或祭坛等与宗教活动有关的考古证据, 同时墓葬中很少有随葬品, 更没有发现象征权势的物品, 表明这些城址是主要用于军事性质的设防性建筑(Underhill, 1994; Liu, 1996)。另外, 在一些城址中还出土了一些异常埋葬的证据, 如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西城夯土残基址下发现一些填埋人骨架或人头骨的夯土奠基坑, 成人、儿童均有(任式楠, 1998); 在郝家台城址的墓葬中发现被肢解的和零乱的人骨架, 表明暴力的存在(Liu, 1996)。这些证据与城址本身一起, 表明不同集团之间对抗加剧、战争频繁(Underhill, 1994; Liu, 1996)。这一点得到了龙山时代中晚期出土的大量有关暴力冲突的考古证据的支持。如镞的突然大量出现与形制上的改进(冈村秀典, 1997); 手持武器— — 石钺的开始普遍流行, 以及既可用作近距离格斗、也可用作投射器使用的长矛等武器的出现(严文明, 2000); 箭作为陪葬品的成批出现(马雨林, 2000)等。另外, 这一阶段人非正常死亡考古证据出现的几率显著增加(Underhill, 1994; Liu, 1996; 严文明, 2000)。这些考古证据共同显示出龙山时代中晚期人群或部落间的冲突和竞争明显加剧。

关于社会演进阶段, 中外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原地区龙山中晚期和山东地区的龙山时期, 即大约4.5~4.0 ka BP阶段, 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入了酋邦社会的演进阶段(Chang, 1986; Underhill, 1994; 严文明, 2000; Liu, 2007)。具体表现在:文字系统可能已经出现(Chang, 1999); 大量城址的修建显示区域“ 万邦” 政治格局的形成; 聚落等级出现较大差异(Underhill, 1994; Liu, 1996); 墓葬显示出明显的社会等级的存在(Underhill, 1994; Liu, 2007); 手工制作的专业化程度大大加强, 比如陶器制作大概已限于某些家庭(Underhill, 1994; Liu, 2007)。前述大量的有关冲突和竞争的考古证据则支持了国际学术界关于战争是酋邦和国家社会演进主要驱动力的主流观点(Carneiro, 1970; Spencer, 2003)。

对比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所反映出的夏代之前的社会特征, 一个明显的印象是二者所反映出的“ 五帝时代” 政治景观是如此惊人的类似, 二者揭示出的社会发展进程也大致相近; 另外, 二者的时间下限都位于夏代之前。两种独立来源的证据共同揭示出一些比较吻合的现象, 可能并非仅仅是一种巧合。目前, 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文明探源工程对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时代大量考古遗迹年代测定表明, 龙山中晚期的具体年代大约为4.5~4.0 ka BP(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2000)。那么, 下一个关键的问题是:“ 五帝时代” 的年代上限是否也可能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中晚期和山东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的上限比较吻合?

关于“ 五帝时代” 上限, 目前学术界争议较大, 存在多种观点, 其中2种观点最流行:(1)认为“ 五帝时代” 上限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 具体年代约为距今5500年(白寿彝, 1994); (2)认为其大约在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早期, 即约为距今5000年前(李先登和杨英, 1999; 严文明, 2000)。

这2种观点主要依据各不相同。第1种观点主要是基于考古证据与历史文献反映出类似的社会演进特征。从考古证据上看, 在仰韶时代的中晚期, 即大约5500年, 中国许多地区原始社会开始出现复杂化, 即中国学者更习惯称谓的文明起源, 这包括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山东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原地区的仰韶中晚期文化以及甘青地区的大地湾文化等。其中在中原地区的郑州西山, 在仰韶文化中晚期, 即距今5300— 4800年前, 出现了夯筑城址。而历史文献记载的“ 五帝时代” 所呈现的社会演进特征也出现了诸多文明要素, 被认为类似于文明起源阶段。因此, 他们将“ 五帝时代” 的上限提到5500年左右。不过, 这种观点经常被国际学术界批评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 即有意将中国古代文明历史拉长, 使其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诞生的时间一致。从科学角度看, 这种观点的依据的确表现不足, 难以让人信服。

第2种观点是学界的主流认识, 主要基于2点:(1)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一观念在人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 而这可能会通过影响研究者的心理而影响他的研究结果; (2)龙山时代考古文化反映出新的考古文化转变, 尤其是出现了有设防的城址。但仔细分析, 就会发现这种说法的依据也存在较大漏洞。首先, 对中国文明史五千年之说的最初确定存在问题。辛亥革命后,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为了斗争的需要, 革命党人弃用其时清朝的纪元而采用黄帝纪元。当时的《民报》主要基于2条资料来确定黄帝的年代:(1)根据北宋人邵雍所著《皇极经世》中提出的尧元年为甲辰年, 考订后, 认为该年为公元前2357年; (2)根据晋代皇甫谧所著的《帝王世纪》推算, 该书认为尧以上共有五帝, 其中黄帝在位100年, 少昊84年, 颛顼78年, 帝喾70年, 帝挚9年, 共历时341年。他们将二者相加后确定黄帝纪元年4698年。后人为了方面, 将4698年约为整数5000年,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由此而来。显然, 这种约定从学术的观点看未免太过于随意和粗糙, 不是一种科学的做法。对于第2点, 虽然在中原地区发现了仰韶中晚期的郑州西山古城, 但是正如前所述, 在夏代之前, 城址的大量出现发生在龙山时代的中晚期, 即4.5~4.0 ka BP阶段, 而早于这个阶段发现城的数量寥寥无几, 与历史文献记载的“ 万邦” 林立的政治景观相差甚远。

如果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揭示出的类似的政治格局的角度看, “ 五帝时代” 最有可能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中晚期或山东海岱地区的龙山时代, 具体时间大概在4.5~4.0 ka BP。这个推论得到了司马迁所著的《史记· 五帝本纪》中对 “ 五帝时代” 具体年代记载的支持。《史记· 五帝本纪》记述的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竹书纪年》记述黄帝在位100年、颛顼78年、帝喾63年、尧100年、舜50年, 共391年。不过, 即使这种记录大致准确, 那么很难相信当时的人能够活到一百多岁。对于这一点, 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 上述五帝也许是某个部落在其兴盛阶段最具影响力的部落首领。因为年代久远, 只有那些最具影响力部落首领的名字才能被相传下来, 实际上其所代表的是一个部落的名称, 而其年龄也就代表着一个部落所经历的大致年代, 五帝相传也就意味着5个部落王朝的更替(于春雷, 2006; 王震中, 2009)。从目前来看, 这种理解更为合理。基于此可以推测出“ 五帝时代” 的大致年限。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建立时间定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2000), 与上述五帝经历年代相加, 得到五帝时代开始年代大概在公元前2461年。这个年代尽管与4500年之间还存在几十年差距, 但基本还是比较吻合。

假定上述分析正确, 即在相当于龙山时代的中晚期的“ 五帝时代” , 出现了一种部落之间的激烈竞争英雄时代, 并进而促进了各自以城为主要军事和政治根据地的“ 万邦” 政治格局的出现。那么, 为何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具有不同地貌单元、不同气候环境的地区同时产生这样一种类似的政治格局?并由此开辟了史前社会向酋邦社会演进的道路?

对史前这一时段古气候背景的揭示主要是利用各种自然气候记录档案, 如海洋、湖泊、石笋、冰芯、泥炭沉积等。由于沉积物某些气候替代性指标对气候变化响应比较复杂, 同时一些沉积测年误差较大, 因此不是所有的记录都能够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气候变化, 需要利用多重证据分析法, 即通过对比分析不同的气候记录, 利用相互印证、互相证明的方法来重建史前气候变化历史。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少数能够同时拥有海洋、湖泊、石笋、冰芯、泥炭等多种古气候记录档案的国家或地区之一, 这使得利用多种证据法重建“ 五帝时代” 气候变化背景成为可能。

这一阶段在考古学文化上对应于狭义上的龙山时代, 或者广义上的龙山时代中晚期(严文明, 1981)。传统上一直将这段时期看作为较为明显的暖期, 但目前大量的古气候证据均显示该阶段整体上表现为明显的冷期(吴文祥等, 2013)。

首先是多种测年较为准确, 分辨率较高的古气候档案记录了这一气候事件。敦德冰芯氧同位素记录显示4.5~4.0 ka BP阶段发生显著降温(Yao and Thompson, 1992)(为了便于对比, 文中凡涉及到¹⁴C年龄的地方均校正为日历年龄)。贵州董歌洞高分辨率的DA石笋氧同位素记录揭示出过去9000年来, 共发生了8次显著季风减弱事件, 6次对应于北大西洋深海沉积物记录的全新世“ Bond气候事件” (Bond Events)(Bond et al., 2001), 其中发生在4.4~3.9 ka BP的“ Bond事件3” 在持续时间和变化幅度上都非常明显(Wang et al., 2005)。湖南省莲花洞石笋 δ ¹⁸O 也显示, 季风强度在4.5 ka BP左右开始减弱, 并在4.0 ka BP左右达到最低值(Cosford et al., 2008)。湖北神农架山宝洞SB10石笋 δ ¹⁸O 显示4.5 ka BP季风开始明显减弱, 并在4.3 ka BP左右达到最低(Shao et al., 2006)。湖北清江和尚洞HS-4石笋 δ ¹⁸O 记录显示, 在4.4~4.1 ka BP期间出现了1次弱季风事件(Hu et al., 2008)。陕西柞水九仙洞洞穴石笋 δ ¹⁸O 记录显示, 4.5 ka BP左右中国中部的夏季季风降雨量开始减小(Cai et al., 2010)。

海南岛东部琼海青葛附近珊瑚礁在4.4~3.9 ka BP 期间发育出现缺失, 推测很可能与此时的气候干冷有关(时小军等, 2008); 青藏高原红源地区高分辨率的泥炭混合植物残体纤维素的δ ¹³C记录显示, 4.5~4.0 ka BP 阶段发生异常明显的干旱, 而且呈现突变的特征; 而泥炭沉积物中单一植物残体— — 苔草纤维素δ ¹³C显示, 4.5~4.0 ka BP左右印度洋夏季风强度明显减弱(Hong et al., 2003); 泥炭氧同位素记录则显示4.5~4.0 ka BP左右发生显著降温(Xu et al., 2002)。

在中国北方地区, 位于东南季风边缘不同地区古气候记录一致显示4.5~4.0 ka BP发生显著季风减弱事件, 表现为降水明显减少、植被退化、湖泊水位急剧降低等。对中国北部季风边缘的岱海具有近百年分辨率的地层孢粉资料研究表明, 4.5~4.2 ka BP发生了降温事件, 降温幅度为2~3 ℃(许清海等, 2003); 对岱海沉积物中值粒径和含砂量研究表明, 4.4~4.1 ka BP发生明显变化, 指示东亚季风突然减弱、降雨减少(Peng et al., 2005)。对位于中国东北部东亚夏季风边缘地带的乐呼伦湖沉积物综合分析表明, 湖水位在 4.5~3.9 ka BP显著降低, 指示该阶段东亚夏季风减弱(Xiao et al., 2009)。对内蒙古中东部地区达里湖的多种气候替代性指标的综合研究表明, 4.5~3.9 ka BP左右, 季风强度明显减弱(Xiao et al., 2008)。对分辨率为20~80年的青海湖沉积物孢粉、碳酸盐、有机碳等多项指标的综合研究表明, 该地区在4.5 ka BP 左右气候总体向冷干化方向发展(Shen et al., 2005)。对位于巴丹吉林和滕格里两大沙漠之间夏季风边缘区的石羊河野马湖泊沉积物的综合研究表明, 4.6 ka BP前后该地区夏季风明显退缩, 指示干旱化加强(Chen et al., 1999)。对蒙古人民共和国Hon-Tou Nor 湖沉积物综合研究表明, 4.5 ka BP前后标志该地区全新世适宜期的结束(Tarasov et al., 2000)。

而在中国南方, 最为显著的变化莫过于在西太平洋地区广泛存在的发生在4.5ka BP后出现的“ 普林虫低值事件” , 研究者发现表层海水温度明显降低了0.8~1.4 ℃, 认为是东亚冬季风增强引起的, 恰好对应于新冰期的开始(翦知湣等, 1996; Jian et al., 2000)。南方地区另一项引人关注的研究来自于冲绳海槽黑潮演变的沉积记录, 研究表明, 全新世的黑潮经历过多次显著的波动, 且其减弱期恰好对应于北大西洋的冰筏碎屑沉积事件以及亚洲夏季风的减弱期, 其中1次发生在4.6~4.0 ka BP左右(Jian et al., 2000)。

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表明, 4.5~4.0 ka BP阶段的冷期可能至少是一次北半球性的气候事件。Bond 等(2001)对北大西洋深海沉积物中的浮冰中的碎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发现北大西洋在全新世期间共经历了9次指示降温的冰筏事件, 其中1次发生在4.5~4.0 ka BP阶段。格陵兰6个冰芯氧同位素记录曲线的集成结果显示4.5 ka BP标志着北极地区全新世最适宜期的结束(Johnsen et al., 2001), 格林兰冰盖钻孔温度数据揭示出类似的气候特征, 即4.5 ka BP之后全新世最适宜期结束(Dahl-Jensen et al., 1998)。格陵兰冰芯(GISP2)钾离子含量指标变化揭示出西伯利亚高压在4.5~4.0 ka BP发生显著的增强(Mayewski et al., 1997), 由于钾离子含量指标指示的是区域气候变化, 这说明这次降温事件影响区域甚广。在欧洲北部许多地区, 如法国、北爱尔兰、荷兰、丹麦以及瑞典等地, 与寒冷和强风阶段相关的暴雨极端沉积事件在4.5~4.0 ka BP阶段显著增强, 恰好对应于上述“ Bond事件3” (Sorrel et al., 2012)。同样在欧洲, 对东地中海地区多种古气候记录档案, 包括湖相和深海沉积物以及石笋的综合对比研究表明, 该地区在4.5~3.9 ka BP发生了显著的气候变化(Roberts et al., 2011)。对非洲地区大量湖泊沉积物的系统研究表明, 4.5 ka BP为该地区全新世气候变化的分水岭, 标志着该地区全新世适宜期结束, 季风衰退, 整体气候向干旱化发展(Gasse, 2000)。对秘鲁北部Cordillera Blanca 地区高分辨率冰芯中粉尘沉积物研究表明, 4.5 ka BP左右粉尘含量突然增加, 出现异常显著的峰值(Davis and Thompson, 2006)。对印度地区多种具有高分辨率的自然气候档案的综合分析表明, 印度夏季季风强度在4.5~4.0 ka BP发生了显著的减弱(Gupta et al., 2005)。这些世界不同地区的研究表明, 4.5~4.0 ka BP的冷期可能至少是一次北半球性的气候事件。

总体来看, 在测年误差范围内, 4.5~4.0 ka BP阶段发生了至少北半球范围的广域性气候事件。当时东亚、印度和非洲3大季风地区的季风强度发生了明显的衰退, 北大西洋地区出现明显的降温(即“ Bond 事件3” )。许多证据表明该气候事件发生突然, 可能在短短10年内完成(Davis and Thompson, 2006); 另外, 该气候事件是北半球许多地区全新世气候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标志全新世适宜期的结束和全新世新冰期的到来。

上述气候重建的结果显示, 龙山中晚期、即4.5~4.0 ka BP为一冷期, 在北方地区, 尤其是季风边缘地带表现为干旱。在测年误差范围内, 这一降温期恰好对应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五帝时代” 万邦林立的政治景观, 亦即龙山中晚期酋邦社会兴起阶段。这并非是一种巧合, 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成因联系。

史前, 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属于旱作农业区, 旱作农业产物在先人的食谱中占较大比重。旱作农业产量较低, 基本依赖于自然气候条件, 容易遭受不利气候变化的影响。4.5~4.0 ka BP期间, 降温会导致作物生长期缩短、霜冻期的延长, 进而影响作物的产量; 降温伴随的整体干旱则进一步加重了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同时, 作物的种植面积有可能缩小, 从而会引起区域作物总产量下降。

另外, 气候变率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直接遭受冬季风的影响, 在4.5~4.0 ka BP整体降温阶段, 极端寒冷事件发生频率将会增加, 幅度有可能增大。同时, 由于极端寒冷事件发生频率增加, 受其影响的东南季风系统也将失稳, 从而引起降水变率增大。Bryson(1974)认为像大旱、大水、酷暑和严冬等极端气候事件所代表的气候不稳定, 在冷期增大, 超过正常情况。研究表明, 在中国黄土高原地区, 全新世降温期间, 极端气候事件增加, 旱涝灾害频繁发生(Huang et al., 2011)。对历史时期的温度变化与降水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在气候转型和降温期间, 异常洪水、干旱、寒冻等极端性气候事件发生频率明显增加(Yin, 2005)。Zheng和Feng(1986)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中国在小冰期, 气候极端事件频发, 气温和降水变率明显增加。这种气候异常事件发生频率的增加肯定会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在小冰期,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中国农业收成普遍下降1.0~1.2成(王铮等, 1996)。4.5~40 ka BP气候事件降温幅度较大, 也可能带来类似的后果。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不利影响, 人类应对措施有多种, 如马尔萨斯提出的预防性人口抑制、迁徙、地区间贸易、强化劳动、革新生产技术、开发新的或前期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等(Dean et al., 1985)。但是, 经过全新世大暖期几千年的人口增长, 人口已经接近土地承载力水平, 并且部落之间形成了领土界线, 通过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来应对资源压力已经不太可能; 对新的或前期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开发只能局部解决暂时性的资源压力, 却无力应对长达几百年的资源压力; 人口控制和技术的革新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 贸易和资源的再分配在资源萎缩的情况下也难以指望, 因为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涉及范围较广往往是区域性的。如果这些措施所产生的食物量增加速率跟不上生态环境恶化所引起的食物量缩减的速率, 那么区域人口— 资源失衡就不可避免, 在此情况下, 人群或部落间为争夺资源的冲突和战争将不可避免。

4.5~4.0 ka BP气候变化发生突然, 人类难以通过一些适应性措施去应对资源压力。在这种情况下, 气候突变作用于接近资源承载力水平的人口数量之上, 可能导致的人口— 资源的失衡, 并进而触发区域规模性冲突和战争。

大量的研究表明, 史前大范围规模性的冲突和战争是人群为了生存而对资源紧张的一种响应方式(Ember and Ember, 1992; Kennett and Kennett, 2000; Lekson, 2002; Field and Lape, 2010)。在这种激烈竞争和战争环境里, 有设防的城的修建被认为是对资源压力的一种生态响应(Lekson, 2002)。正是这种人群和部落间的冲突和战争促进了社会的演进。研究表明战争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酋邦社会演进的主要驱动力(Chang, 1986; Underhill, 1994; Liu, 2007), 这与国际学术界主流认识一致, 即战争是史前社会演进的主要动因(Carneiro, 1970; Spence, 2003)。正是这种激烈的竞争与冲突, 促进了龙山时代酋邦社会的产生, 形成了万邦竞争的政治格局, 并同时促进了龙山酋邦社会的演进。并且在考古学证据上显示出万国林立、相互竞争的政治格局。气候变化、考古证据和历史文献揭示和反映出的龙山时代中晚期“ 万邦” 竞争政治景观三者之间就形成了成因上的联系。因此, 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 五帝时代” 的存在, 且“ 五帝” 的年代与龙山时代中晚期相当。

“ 五帝时代” 属于代代相续的“ 口传” 之“ 传说历史” , 是神话、传说与真实历史记载交汇、未曾分野的阶段。尽管后来历史记述有不科学的地方, 但仍然有可能保留着部分真实的历史信息。如何拨开传说中的层层迷雾, 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是一个重要课题。目前, 学术界主要是通过考古证据和历史文献所组成“ 双重证据” , 利用相互印证法, 即通过比较考古证据和历史文献所揭示和记录的“ 五帝时代” 在分布地望、大概时代以及政治格局等方面的相似性来证明“ 五帝时代” 的存在。然而, 由于不同学者对历史文献中记载“ 五帝时代” 具体年代存在不同解读, 对考古证据与历史文献所揭示和记录的社会演进阶段也存在不同的理解, 因此有关“ 五帝时代” 的历史真实性及其年代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在有关夏代和“ 五帝时代” 地下材料的文字信息未发现之前, 上述“ 二重证据法” 的论证将难以取得共识。因此, 需要寻找各种可能的证据, 通过综合分析, 利用多重证据间相互印证的方法来揭示这些看似传说、而又可能蕴含真实历史的信息。

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基于历史文献记载“ 五帝时代” 的具体年代以及历史文献与考古证据所揭示出类似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演进水平, 认为“ 五帝时代” 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中晚期。在此基础上, 利用测年较为准确、分辨率较高的自然古气候记录, 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气候记录进行对比, 重建了龙山中晚期的气候变化, 发现“ 五帝时代” 恰好发生于一次明显的至少北半球范围的降温期间。根据气候变化与竞争和冲突之间的关系, 以及气候变化影响的同时性和广域性特征, 认为气候变化导致人口— 资源失衡, 引起部落之间为争夺资源的竞争, 促使有城垣的城的大量修建, 并促进了龙山酋邦社会的演进, 从而形成一种万国林立、相互竞争、相互割据的政治景观。在上述3种具有独立来源的证据之间建立了成因上的联系, 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形成了“ 三重” 证据法, 从而增加了论证的可靠性。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长期的部落之间残酷的竞争与战争, 给当时的人们带来极大的痛苦, 在这种激烈竞争环境中, 只有那些显著的社会特征和对当时人们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才有可能被长久记忆, 并被世代传送, 直至被后代文献所记述。五帝可能是当时竞争社会环境中某些部落取得较大功绩的首领, 是率领群民在部落之间的竞争中取得胜利的领导者, 并为部落赢得了一时安定的和平局面, 因而能够被人们所记忆和流传; 而那些政绩较差的部落首领则可能被忘记而遗漏。久而久之, 那些贡献最大的部落首领就可能成为他所领导的部落的标志而被记述。“ 五帝” 代表的不仅是5位远古的部落首领, 而更可能是当时他们部落那一时代让人记忆深刻的最伟大的英雄。这样就有可能形成“ 五帝时代” 虽可能历经500年, 但所记述的仅仅为“ 五帝” 的现象。而在后代的转述中, 有贡献的祖先被后世子孙不断地神化是完全正常的, 导致这一阶段所记载的人、神相混, 神话的色彩相当浓厚, 甚至形成了一种似神非人的情况。但是, 在这种神话色彩非常浓厚的记述中, 可能存在了历史真实的一面。

还可能被深刻记忆的是那个时代最为显著的社会特征。激烈甚至残酷的竞争与战争促使大量有设防的城的修建, 使得有城墙或壕沟的城成为当时不同部落之间相互竞争中最明显的地物标志, 与此地物标志相应的是以城为单位的“ 万邦” 竞争的政治景观的出现。这种以城为标志的“ 万邦” 林立、相互竞争的政治景观是当时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 并因此而深深印在当时人类的脑海之中和传送, 乃至被后来的文献所记录。总之, 这些代代相续的“ 口传” 之“ 传说历史” , 尽管有欠科学的地方, 但仍然能够保留部分真实的重要信息。这就要求我们拨开神话的迷雾, 恢复历史本来面貌。

结合上述研究, 作者从人地关系的视角出发, 从一个侧面, 即“ 五帝时代” 形成机理上分析, 证明司马迁所描述的“ 五帝” 不是传说时代, 而最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时代, 其具体的时间为4.5~4.0 ka BP, 即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中晚期, 这也是华夏祖先炎黄二帝开始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