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地理图
冯增昭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北京 100083

作者简介 冯增昭,男,1926年生,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现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主要从事沉积学和古地理学的教学及研究工作。E-mail: Jpalaeo1999@163.com

摘要

古地理图是地质历史时期和人类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特征的图示,是古地理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笔者作为《古地理学报》中文版及英文版的主编,针对近年来这两个期刊的来稿及刊登的文章中的一些问题,也涉及其他文章和著作中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结合笔者自己长期从事古地理学研究及编制古地理图的实践,写出了本文。其主要内容包括编制古地理图的资料,编制古地理图的方法问题,“单因素分析多因素综合作图法——定量岩相古地理学方法论”即“四步成图法”,古地理图中各古地理单位的命名,古地理图中各古地理单位的说明,古地理图及古地理学文章和著作的理论意义和生产意义的说明,古地理图及古地理学文章和著作的评价标准,自我评价,对作者、读者和社会负责等。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关键词: 古地理图及古地理学;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没有桥或船就不能过河; 四步成图法; 名副其实; 勿说过头话; 评价标准; 千秋事
中图分类号:P5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505(2016)03-0285-30
On palaeogeographic map
Feng Zengzhao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Beijing 100083
Abstract

A palaeogeographic map is the 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physical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in geological history periods and human history periods.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sult of palaeogeographic study. The author,as the Editor-in-Chief of Journal of Palaeogeography,Chinese Edition and English Edition,aimed at the problems of the articles submitted to and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Palaeogeography in the recent years and the relevant papers and books of others,and integrated with my practice of palaeogeographic study and mapping,wrote this paper. The content mainly includes the data of palaeogeographic mapping,the problems of palaeogeographic mapping method,the “single factor analysis and multifactor comprehensive mapping method—methodology of quantitative palaeogeography”, i.e. the “four steps mapping method”,the nomenclature of each palaeogeographic unit in palaeogeographic map,the explanation of each palaeogeographic unit in palaeogeographic map,the explanation of academic significance and industrial significance of palaeogeograhic map and palaeogeographic article and book,the evaluative standards of palaeogeographic map and palaeogeographic article and book,self-evaluation,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authors, readers and human society. Criticisms and corrections are welcome.

Key words: palaeogeographic map and palaeogeography;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can’t cross a river without bridge or boat; four steps mapping method; the name must match its reality; don’t overstate; evaluative standards; thousands years task
1 绪言

古地理图是地质历史时期和人类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特征的图示, 是古地理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

古地理学是研究地质历史时期和人类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特征及其演化的科学(冯增昭, 2003, 2009; Feng and Bao, 2012; Feng et al., 2012)。

地质历史时期主要是第四纪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历史时期主要是第四纪以来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时期。第四纪是地质历史时期和人类历史时期的过渡时期。自然地理特征是陆地和海洋的分布及其演化的特征, 也包括陆地和海洋内部各次级自然地理单位(如陆地的剥蚀区及河流、湖泊、沙漠等沉积区以及海洋的滨海、浅海、深海等沉积区)的分布和演化的特征。用图件把地质历史时和人类历史时期的陆地和海洋以及它们的次级自然地理单位的特征表示出来, 就是古地理图。

根据古地理图所表现的各个自然地理单位的特征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可把古地理图分为: 岩相古地理图、生物古地理图、构造古地理图、定性的或概要的古地理图、定量的古地理图、当今界限的古地理图、非当今界限的古地理图、“ 固定论” 的古地理图、“ 活动论” 的古地理图、不同地质时期的古地理图、不同地区的古地理图、不同比例尺的古地理图等不同的类型。

近年来, 在《古地理学报》中文版及英文版的来稿及刊登的文章中, 在古地理图的编制方面, 常出现一些问题, 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这些问题主要是编制古地理图的资料依据、编制古地理图的方法、古地理图中各古地理单位的命名、古地理图中各古地理单位的说明、古地理图及古地理学文章和著作的理论意义和生产意义的说明、古地理图与古地理学文章和著作的评价标准等。

笔者作为《古地理学报》中文版及英文版的主编, 针对这些问题, 也涉及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其他著作中的一些问题, 并结合笔者自己编制古地理图的实践, 写出了本文。敬请广大读者批评和指教。

2 编制古地理图的资料

编制古地理图, 首先得有资料依据, 即“ 绘之有据” 。

绘之有据, 即古地理图中的每一个古地理单位的确定和勾绘, 都必须有资料依据。这是编制古地理图的立脚点, 是以该古地理图为依据写出的文章和著作的立脚点, 也是评价该古地理图的根本标准, 是评价以该古地理图为依据写出的文章和著作的根本标准。

2.1 资料的可信度

编制古地理图的资料主要来自野外露头剖面和钻井剖面。

这些资料的可信度是有所不同的, 可大体分为3级。

我和我的科研团队亲自研究和实测的露头剖面所获得的各种资料, 可信。这是一级露头剖面资料。

我和我的科研团队亲自复查过的前人研究和实测的露头剖面所获得的各种资料, 基本上可信。这是二级露头剖面资料。

我和我的科研团队收集到的前人研究和实测的露头剖面的资料, 主要是区域地质调查队的资料, 其岩性描述较粗, 定量资料很少, 其可信度差别较大, 仅地层厚度资料可信, 可作为编制古地理图的参考。这是三级露头剖面资料。

我和我的科研团队复查过的钻井剖面的岩心、岩屑和测井解释资料, 并对其岩心和岩屑的岩石薄片进行过复查和偏光显微镜鉴定的各种资料, 可信。这是一级钻井剖面资料。

我和我和科研团队收集到的钻井剖面的资料, 其可信度差别较大, 可作为编制古地理图的参考。这是二级钻井剖面资料和三级钻井剖面资料。

我把一级露头剖面资料、二级露头剖面资料、一级钻井剖面资料和二级钻井剖面资料, 当作第一手资料; 把三级露头剖面资料及三级钻井剖面资料当作第二手资料。

第一手资料最重要。第一手资料愈丰富, 编制出的古地理图的原创性就愈高, 其学术价值亦愈大。第二手资料也是需要的, 但这些资料必须经过作者认真的筛选, 作为第一手资料的补充和参考。第二手资料过多, 就会降低古地理图的原创性。

2.2 资料的代表性

资料的代表性, 是指上述的各种资料点(即剖面点)在研究地区(即作图地区)的分布, 应大体均匀, 能代表该研究地区, 即有代表性。

但是, 在《古地理学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来稿中, 有的作者所提供的资料点即剖面点的分布却不能代表其整个的研究地区。

例如, 《古地理学报》英文版有一篇来稿, 在论述伊朗地区某地质时期的沉积相时, 该文章的作者, 仅仅根据7个露头剖面的资料, 而这7个剖面均位于伊朗的南部, 就编制出了全伊朗地区的该地质时期的地层等厚图。我当然不信这幅等厚图。当我向该文章的作者提出这一问题时, 他就立刻撤回了他的稿件。

又如有的作者, 在编制某地区某地质时期的古地理图时, 只根据该地区该地层的一个十字剖面线中的一些剖面的资料。这个十字剖面线中的一些剖面, 当然代表不了整个研究地区, 因为整个研究地区的很大部分没有剖面资料。因此, 我不信这个十字剖面线中的那些剖面的对全研究地区的代表性, 也不信该作者根据这些剖面资料编制出的该地区和该地层的等厚图和古地理图。另外, 该作者也未讲明他的这个十字剖面线中的各个剖面资料的级别, 即未说明这些剖面资料的可信度。这就更增加了我对该作者绘出的地层等厚图和古地理图的可信度的怀疑。

谚云:“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句话有3个含义:第一是“ 米” , 即“ 炊” 的原料; 第二是“ 巧妇” , 即有经验的厨师或厨师的高超手艺; 第三是“ 炊” , 即“ 巧妇” 做出来的饭或美食佳肴。

对古地理图来说, 也是这样。第一, 首先得有作图的资料。这些资料应主要是第一手资料, 也可以有第二手资料, 这些资料相当于“ 米” 。第二, 是作图的思路、观点和方法, 即作者编制古地理图的方法或方法论, 相当于“ 巧妇” 的手艺。第三, 是作出的古地理图, 相当于“ 炊” , 即“ 巧妇” 作出的饭或美食佳肴。

总之, 编制古地理图的资料是第一位的。没有资料, 或资料的可信度和代表性有问题, 任何高明的古地理学家, 也作不出令人信服的古地理图。

3 编制古地理图的方法问题

编制古地理图, 首先得有可信的和有代表性的资料依据, 即“ 米” 。这是第一位的。还得有编图的方法, 即“ 巧妇的手艺” 。

毛泽东(1934)说:“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 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 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 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

我们的任务是编制古地理图。在有了编制古地理图的资料以后, 就必须解决编制古地理图的方法问题。

现先以刘鸿允(1955)的《中国古地理图》和《古地理学报》中文版近年来的来稿中的和已刊登的古地理学研究文章中的古地理图的作图方法为例, 说明编制古地理图的方法中的一些问题。

3.1 《中国古地理图》的编图方法问题

刘鸿允(1955)编著的《中国古地理图》, 是中国古地理学研究的正式起点和第一个里程碑。

刘先生的古地理图基本上是陆地和海洋的分布图。因此, 如何确定地质历史时期的陆地和海洋, 就是刘先生编制古地理图的首要的方法问题。

刘先生的编制古地理图的方法是:“ 现在有海相化石地层的地方当时就是海洋, 现在没有海相化石的地方当时就是陆地” 。

第一句话“ 现在有海相化石地层的地方当时就是海洋” , 对。第二句话“ 现在没有海相化石地层的地方当时就是陆地” , 不全对。

其实, “ 现在没有海相化石地层的地方当时就是陆地” 不全对的看法, 李四光先生早在《中国古地理图》(刘鸿允, 1955)一书的序中, 就已经指出来了。李先生说:“ 海相地层的缺失, 并不能保证当地当时是一块陆地的假定绝对正确” 。

但是, 我对于这个“ 假定” 并不是“ 绝对正确” 的看法, 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步认识到的。

在20世纪50年代, 我刚走上教师岗位, 对古地理学研究还没有入门。当时我只是读过刘先生的这本巨著, 我把刘先生的这一巨著视为经典之作。

20世纪70年代, 我带着华东石油学院的学生在山东省的中南部(济南、张夏、淄博、莱芜、泗水等地), 研究并实测下古生界的剖面。这些地区的下古生界主要是海相碳酸盐岩地层。当我将去山东东部潍坊地区研究并实测该地区的下古生界剖面时, 我曾想, 潍坊地区的下古生界, 一定是碎屑岩较多, 甚至会出现大量的砾岩和粗砂岩, 因为该地区靠近刘鸿允先生的“ 胶辽古陆” 。但是, 当我到潍坊后, 我发现那里的下古生界的岩性和地层厚度等, 却与济南、张夏、淄博、莱芜、泗水等地的下古生界基本上一样, 岩性仍是碳酸盐岩为主, 并没有大量的粗碎屑岩出现。这个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此, 我就开始对“ 胶辽古陆” 的存在产生了怀疑, 即“ 胶辽古陆” 何在?

后来, 我又带着华东石油学院的学生研究并实测北京地区下古生界的剖面, 对刘鸿允先生的“ 内蒙古陆” 的存在也同样也产生了怀疑, 即“ 内蒙古陆” 何在?

因此, 在我的第一篇古地理学研究的文章《华北早奥陶世岩相古地理新探》(冯增昭, 1977, 1979)中, 就正式提出“ 胶辽古陆” 和“ 内蒙古陆” 在早奥陶世可能不存在的看法。但是, 在这篇文章的古地理图中, 我却不敢大胆地把这两个“ 古陆” 删去, 我还是用虚线把它们勾绘出来。由此可以看出, 作为一个年轻的地质工作者的我, 对中国古地理学名著中的问题的质疑是十分谨慎的。

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 我又带着华东石油学院的学生到山西地区研究和实测下古生界的剖面, 甚至到五台山中的石梯子沟研究和实测奥陶系的剖面。在五台山中研究和实测下古生界的剖面, 是对《中国古地理图》(刘鸿允, 1955)中的早古生代的“ 五台古陆” 的最有力的否定。

由此, 可以看出“ 现在没有海相化石地层的地方当时就是陆地” 这句话, 确实有问题。(1)现在没有海相化石地层的地方, 有可能是当时有海相化石地层, 但是在后期, 由于该地区隆起为陆地, 该地区的含海相化石的地层被剥蚀掉了。“ 胶辽古陆” 和“ 内蒙古陆” 可能就是如此。(2)现在没有海相化石地层的地方, 可能是地质工作还不够, 尚未发现那里有海相化石的地层。“ 五台古陆” 就是如此。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编制古地理图的方法是多么重要。假如编制古地理图的方法略有偏差, 就会严重地影响古地理图的质量。

但是, 《中国古地理图》(刘鸿允, 1955)编图方法上的这一问题, 是由20世纪50年代中国地质学的具体历史状况和条件所决定的。尽管李四光先生在该书的序中已明确地指出了这一问题, 刘鸿允先生也应明白这一点, 但是他又不得不按他的既定的方法编绘他的古地理图。这就是历史。

我们不能用现在中国地质学的研究水平, 来评价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地理图》(刘鸿允, 1955)。该书尽管在编图方法上有些问题, 但并不影响它在中国古地理学研究和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 即中国古地理学研究的正式起点和第一个里程碑。此“ 瑕不掩瑜” 也。

类似的问题在中国的古地理学研究的其他文章和著作中也有。

3.2 关于预备图件的问题

近年来, 在《古地理学报》中文版刊登的古地理学文章中, 有的作者在编制古地理图时, 常根据编制古地理图的一些资料, 先编制出一些预备图件, 如地层等厚图、地层剖面对比图、沉积相剖面对比图、砂岩厚度等值线图、砂岩含量(%)等值线图、砂岩厚度与该地层的厚度比(即砂地比)等值线图、砂岩厚度与泥岩厚度比(即砂泥比)等值线图等, 作为编制该地区该地层古地理图的预备图件。

先编制出一些预备图件, 在此基础上再编制古地理图, 是很好的编制古地理图的方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现简述如下。

3.2.1 关于地层等厚图

地层等厚图, 也可称地层厚度等值线图, 是很有用的编制古地理图的预备图件。

要编制出一幅合格的地层等厚图, 应注意以下3点。

第一, 必须有该地区该地层的足够数量的、分布比较均匀的和质量可信的厚度资料。

“ 足够数量和分布比较均匀” , 是个相对的提法, 主要是这些厚度资料点(即剖面点)的数目和分布能代表该研究地区和该地层, 即有代表性。

“ 质量可信” , 主要是指这些剖面的厚度资料应该有作者自己的第一手资料; 而对于作者收集到的前人的厚度资料, 即第二手资料, 应经过作者的检查和筛选, 以免一两个可信度很低的“ 害群之马” 的厚度资料影响全局。

这是编制厚度等值线图的先决条件或前提。

第二, 在勾绘厚度等值线时, 应是先在同一个地层区内对相邻的剖面点的厚度资料, 按内插法和外推法, 勾绘等值线, 然后再在同一个地层区内逐步地扩大勾绘的范围。千万不要一开始就在整个研究地区统一勾绘等值线, 更不要贸然地跨地层区或跨大地构造区勾绘等值线。

第三, 一般来说, 一个地层区或一个大地构造区的某一地层的等厚图, 大都有一定的展布规律。例如中国的华北地区和扬子地区早古生代的一些地层的等厚图, 都有其展布规律。如果某地区某地层等厚图的展布很紊乱, 十之八九是该等厚图有问题。

例如在《古地理学报》中文版刊登的四川盆地及其邻区寒武纪古地理的一篇文章中, 各组的等厚图的剖面点均分布在一个十字剖面线中。这些剖面当然代表不了该研究地区。该文章的作者也没有标出哪些剖面的厚度资料是作者自己的第一手资料, 哪些剖面的厚度资料是收集到的第二手资料。这些等厚图的展布相当紊乱, 有的等厚线还是断线, 有的等厚线竟与古地理图中的古陆边界相交, 看不出什么展布规律。我不相信这些等厚图。

地层等厚图有什么用处?

地层等厚图主要反映该地区该地层的展布以及该地层沉积时期的古构造格局。

一般说来, 厚度大的地区, 反映该地区该地层沉积时期的相对凹陷幅度较大; 厚度小的地区, 反映该地区该地层沉积时期的相对凹陷幅度较小; 厚度为零的地区, 反映该地区该层沉积时期没有沉积, 即相对的隆起区, 当然还应当判明这个“ 零” 是“ 沉积零” (即该地层沉积时期这里没有沉积), 还是后期的“ 剥蚀零” (即该地层沉积时期这里有沉积, 但后来被剥蚀掉了)。

地层厚度与该地区该地层沉积时期的水体的深度没有必然的关系。厚度大的地方, 水体不一定深; 厚度小的地方, 水体也不一定浅; 厚度为零的地方, 也不一定就是陆地。例如欠补偿的黑色页岩盆地的地层厚度常较小, 但其水体却常较深; 碳酸盐岩台地和碎屑岩台地的地层厚度有时可相当大, 但其水体却并不太深; 厚度为“ 零” 的地方是不是“ 古陆” , 更要认真地判断。除了确定这个“ 零” 区是“ 沉积零” 区而不是“ 剥蚀零” 区以外, 还得有这个“ 零” 区附近的边缘相沉积, 如地势高峻的古陆外围的粗碎屑岩, 地势低缓的古陆外围的泥岩或准同生白云岩等。因此, 对等厚图的解释, 应十分谨慎。

但是, 有的作者, 尤其是学生作者却在这个方面常出现问题。问题出在学生身上, 责任却在老师。此“ 教不严, 师之惰” 也。

3.2.2 关于地层剖面对比图

有的作者, 在编制古地理图以前, 先编制出一条剖面线上的若干个剖面的地层剖面对比图, 或编制出两条呈十字交叉的剖面线上的各若干个剖面的地层剖面的对比图, 作为编制古地理图的预备图件。

这种地层剖面对比图, 可以清晰地表示该地区该地层在这种剖面线中的厚度及岩性(假如这些剖面中有岩性特征的话)的变化。

但是, 在编制古地理图时, 地层厚度剖面对比图, 作为一种预备图件, 它的用处并不大, 它远不如地层等厚图的用处大。

3.2.3 关于沉积相剖面对比图

有的作者, 在编制古地理图之前, 先编制出一剖面线上的若干个剖面的沉积相剖面对比图, 或编制出两条呈十字交叉的剖面线上的若干个剖面的沉积相剖面的对比图, 作为编制古地理图的预备图件。

这种沉积相剖面对比图, 可以清晰地表示该地区该地层在该剖面线中的沉积相特征及其变化, 有一定的用处。但是, 它不能也不可能反映该地区该地层所有剖面的沉积相。

因此, 作为古地理图的预备图件, 沉积相剖面对比图的用处, 远不如该地区该地层所有剖面的沉积相分布图或沉积相分区图的用处大。

3.2.4 关于砂岩厚度等值线图、砂岩含量(%)等值线图、砂地比等值线图、砂泥比等值线图等

在碎屑岩为主的地层的古地理学文章中, 有的作者在编制古地理图以前, 常先编制出该地区该地层的砂岩厚度等值线图、砂岩含量(%)等值线图、砂岩厚度与该地层总厚度的比值(亦称砂地比)等值线图, 砂岩厚度与泥岩厚度比值(亦称砂泥比)等值线图等, 作为编制该地区该地层的古地理图的预备图件。

这些预备图件可以反映该地区该地层中砂岩的富集程度(即丰度), 对恢复该地区该地层与砂岩有关的沉积特征, 如砂体的特征及其分布等, 是有用处的。

3.2.5 小结

总之, 以上各小节(3.2.1— 3.2.4)中的各种预备图件, 对编制古地理图都是有用处的。但是, 仅仅根据这些预备图件, 编制不出合格的古地理图。

为什么根据这些预备图件, 编制不出合格的古地理图?

因为这些作者可能对编制这些预备图件的目的尚欠明确, 即尚欠明确用这些预备图件能确定出什么古地理单位。更重要的是, 这些作者尚缺少一个统筹全局的和有效的编制古地理图的方法论。

那么, 笔者等又是用什么统筹全局的和有效的方法论来编制古地理图呢?

请看下文。

4 笔者等的方法论

近几十年来, 笔者等在古地理学的研究中, 在编制古地理图时, 采用笔者倡导的“ 单因素分析多因素综合作图法— — 定量岩相古地理学方法论” (冯增, 1977, 1979, 1989, 1992, 1994, 2004; Feng, 1987, 2016; 冯增昭等, 1988, 1990, 1994a, 1994b, 1998a, 1998b, 2001, 2004; Feng et al., 2012, 2014), 即“ 四步成图法” 。这是一个统筹全局的编制古地理图的方法论。

根据某地区某地层的质量可信的和有代表性的剖面资料, 先编制出一些单因素预备图件, 主要是各种单因素的等值线图, 逐步地确定出古地理图中的各级古地理单位, 最后再把这些预备图件叠置起来, 对各级古地理单位进行全面检查, 综合判断,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从而一步一步地编制出该地区该地层的合格的古地理图。

现以中国南方早奥陶世早期、华北鄂尔多斯早奥陶统世马家沟一期、中国南方中上扬子地区晚二叠世吴家坪期的古地理研究及古地理图的编制为例, 说明笔者等是怎样用单因素分析多因素综合作图法这一方法论, 一步一步地编制出合格的古地理图。

4.1 确定古陆和古海洋

古地理图, 首先是古陆和古海洋的分布图。因此, 首先确定古地理图中的一级古地理单位— — 古陆和古海洋, 就是编制古地理图的首要任务。

4.1.1 确定仅有剥蚀区的古陆

在地层厚度(m)等值线图的基础上, 结合海相碎屑岩边缘相沉积, 可以确定仅有剥蚀区的古陆。

笔者等根据157个露头剖面(46个一级露头剖面、57个二级露头剖面、50个三级露头剖面、3个一级钻井剖面、1个二级钻井剖面)的地层厚度(m)资料, 编制出了中国南方早奥陶世早期地层厚度(m)等值线图(图 1)(Feng et al., 2014)。

图1 中国南方早奥陶世早期地层厚度(m)等值线图及康滇陆(据Feng et al., 2014; 有修正)Fig.1 Isoline map of thickness(m)of the Early Age of Early Ordovician in South China(modified from Feng et al., 2014)

图1中, “ 厚度零” 区是“ 沉积零” 区。结合其外围的粗碎屑岩海相边缘相沉积, 可确定此“ 厚度零” 区为一个古陆, 即康滇陆, 其他地区为古海洋。

另一个实例, 笔者等根据38个剖面(9个一级露头剖面、4个二级露头剖面、2个三级露头剖面、20个一级钻井剖面、2个二级钻井剖面、1个三级钻井剖面)的厚度(m)资料, 编制出了华北鄂尔多斯地区早奥陶世马家沟一期地层厚度(m)等值线图(图 2)(Feng et al., 2014)。

图2 华北鄂尔多斯地区早奥陶世马家沟一期地层厚度(m)等值线图(据Feng et al., 2014; 有修正)Fig.2 Isoline map of thickness(m)of the Early Ordovician Majiagou Age 1 of Ordos in North China(modified from Feng et al., 2014)

图2中, “ 厚度零” 区亦是“ 沉积零” 区。结合其外围的准同生白云岩海相边缘相沉积, 可确定此“ 厚度零” 区为一个古陆, 即“ 鄂尔`多斯陆” , 其他地区为古海洋。

图1中的古陆是根据地层等厚图中的“ 沉积零” 区及其外围的海相粗碎屑岩边缘相确定的。图2中的古陆是根据地层等厚图中的“ 沉积零” 区及其外围的海相碳酸盐岩边缘相确定的。

此外, 还有一种情况, 即古陆外围的边缘相是海相泥岩。华北早寒武世馒头期和中寒武世毛庄期的华北陆, 其外围就是大范围的海相泥岩边缘相沉积(冯增昭等, 1990, 2004)。

以上这些都是仅有剥蚀区的古陆, 其外围均为海相边缘相包围的实例。

4.1.2 确定剥蚀区和陆相沉积区兼有的古陆

在有的古地理图中, 在古陆剥蚀区的外围, 还常有一定范围的陆相沉积区。此陆相沉积区也是古陆的一部分。这时, 除了厚度(m)等值线图以外, 还需要另外的预备图件, 如该地区该地层的海相沉积岩含量(%)等值线图等, 来确定剥蚀区和陆相沉积区兼有的古陆。

Luo等(2014)根据96个剖面(15个一级露头剖面、16个二级露头剖面、45个三级露头剖面、9个一级钻井剖面、11个二级钻井剖面)厚度(m)资料, 编制出了中国南方中上扬子地区晚二叠世吴家坪期厚度(m)等值线图(图 3)。

图3 中国南方中上扬子地区晚二叠世吴家坪期地层厚度(m)等值线图(据Luo et al., 2014; 有修正)Fig.3 Isoline map of thickness(m)of the Late Permian Wujiaping Age of Middle and Upper Yangtze Region in South China(modified from Luo et al., 2014)

图3中, “ 厚度零” 区(棕色区)是古陆的剥蚀区。在它的外围, 还有陆相沉积区。

Luo等(2014)又据75个剖面(13个一级露头剖面、23个二级露头剖面、23个三级露头剖面、15个一级钻井剖面、1个二级钻井剖面)的海相沉积岩含量(%)资料, 编制出了中国南方晚二叠世吴家坪期海相沉积岩含量(%)等值线图(图 4)。

图4 中国南方中上扬子地区晚二叠世吴家坪期海相沉积岩含量(%)等值线图(据Luo et at., 2014; 有修正)Fig.4 Isoline map of content(%)of the marine rocks of Late Permian Wujiaping Age of Middle and Upper Yangtze Region in South China(modified from Luo et al., 2014)

图4中的海相沉积岩“ 含量为零” 的等值线与图3中的“ 厚度为零” 的等值线之间的地区, 就是陆相沉积区(浅棕色区)。

图4中的海相沉积岩“ 含量为零” 的线, 就是古陆(剥蚀区和陆相沉积区兼有)与古海洋的分界线。

其实, 在地质历史时期和在古地理图中, 古陆与海洋的界限, 常常是一个过渡地带。图4中的古陆(剥蚀区及陆相沉积区兼有)与古海洋分界线, 只不过是这个过渡地带平均线而已。

有时, 也可以用另外的方法, 先作出一幅陆相沉积岩含量(%)等值线图, 再用此图中的陆相沉积岩含量为零的等值线, 作为古陆(剥蚀区和陆相沉积区兼有)与古海洋的分界线。这应视该地区该地层的具体情况而定。

总之, 根据地层厚度(m)等值线图、海相沉积岩含量(%)等值线图或陆相沉积岩含量(%)等值线图, 可以确定剥蚀区和陆相沉积区兼有的古陆地, 即康滇陆, 其他地区为古海洋。

综上所述, 根据4.2.1和4.2.2的方法就可以编制出古陆(仅有剥蚀区的古陆以及剥蚀区和陆相沉积区兼有的古陆)和古海洋的分布图, 即最重要的古地理图了。

这是编制古地理图的第一步。

4.2 确定古海洋中的盆地和台地

4.2.1 确定盆地

把古地理图中的古陆和古海洋确定以后, 在古海洋中, 可以用深水沉积岩含量(%)等值线图这一预备图件, 确定出古海洋中的深水沉积区(盆地)和浅水沉积区(台地)。

深水沉积岩即深水岩, 主要指深水页岩、深水石灰岩、深水硅岩、深水复理石沉积岩等。

Luo等(2014)根据71个剖面(14个一级露头剖面、28个二级露头剖面、19个三级露头剖面、10个一级钻井剖面)的深水沉积岩含量(%)资料, 编制出了中国南方中下扬子地区晚二叠世吴家坪期的深水沉积岩含量(%)等值线图(图 5)。

图5 中国南方中上扬子地区晚二叠世吴家坪期深水沉积岩含量(%)等值线图(据Luo et al., 2014; 有修正)Fig.5 Isoline map of content(%)of deep water rocks of the Late Permian Wujiaping Age of Middle and Upper Yangtze Region in South China(modified from Luo et al., 2014)

图5中, 可把深水沉积岩含量≥ 50%的地区, 定为深水沉积区, 即盆地; 把其他地区定为浅水沉积区, 即台地。

4.2.2 确定页岩盆地

有时, 亦可把深水沉积岩中的某一种岩石, 如深水页岩、深水石灰岩、深水硅岩等, 作为独立的单因素, 作出某地区某地层的深水页岩含量(%)等值线图、深水石灰岩含量(%)等值线图、深水硅岩含量(%)等值线图等。把深水页岩含量≥ 50%的地区定为深水页岩盆地, 把深水石灰岩含量≥ 50%的地区定为深水石灰岩盆地, 把深水硅岩含量≥ 50%的地区定为深水硅岩盆地等。

例如, 笔者等(Feng et al., 2014)根据57个剖面(12个一级露头剖面、23个二级露头剖面、22个三级露头剖面)深水页岩含量(%)资料, 编制出了中国南方早奥陶统早期深水页岩含量(%)等值线图(图 6)。

图6 中国南方早奥陶世早期深水页岩含量(%)等值线图(据Feng et al., 2014; 有修正)Fig.6 Isoline map of content(%)of deep water shale of the Early Age of Early Ordovician in South China(modified from Feng et al., 2014)

图6中, 可把深水页岩含量≥ 50%的地区, 定为深水页岩区, 即页岩盆地。共有1个大的页岩盆地和11个小的页岩盆地。

由于该地区该地层的深水沉积岩主要是深水页岩, 故可把该深水页岩含量< 50%的地区, 定为浅水沉积区(台地)。

4.2.3 确定盆地和槽地

在古地理图中, 有两种深水沉积区:一种是板块内的深水沉积区, 另一种是板块外或板块之间的深水沉积区。

板块内的深水沉积区称作深水盆地, 即盆地。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板块外或板块之间的深水沉积区称作深水槽地, 即槽地, 因为它的形状常呈延伸的槽状。槽地是两个板块拼合或裂解的结果, 因此它的面积已被大大地压缩了。王鸿祯(1985)称它是“ 地壳削减带” (crustal consumption zone)。其实, 把它称作“ 古海洋削减带” (palaeo-sea consumption zone or palaeo-ocean consumption zone)也许更恰当些。例如, 在《中国寒武纪和奥陶纪的古地理》一书中的古地理图中, 天山— 北山— 蒙辽吉槽地、昆仑槽地和秦岭槽地, 就是板块外或板块之间的深水沉积区(冯增昭等, 2004), 就是“ 古海洋削减带” 。该书古地理图中的江南盆地也可能是一个槽地(吴浩若, 2005)。

盆地和槽地是两种性质明显不同的深水沉积区。一般说来, 槽地的水深常大于盆地的水深。

4.2.4 确定碳酸盐岩台地和碎屑岩台地

在古海洋中的深水沉积区(盆地和槽地)和浅水沉积区(台地)确定以后, 在台地中, 可根据浅水碳酸盐岩含量(%)等值线图这一预备图件, 确定出碳酸盐岩台地和碎屑岩台地。

笔者等根据80个剖面(19个一级露头剖面、20个二级露头剖面、37个三级露头剖面、3个一级钻井剖面、1个二级钻井剖面)的浅水碳酸盐岩含量(%)资料, 编制出了中国南方早奥陶世早期浅水碳酸盐岩含量(%)等值线图(图 7)。

图7 中国南方早奥陶世早期浅水碳酸盐岩含量(%)等值线图(据Feng et al., 2014; 有修正)Fig.7 Isoline map of content(%)of shallow water carbonate rocks of the Early Age of Early Ordovician in South China(modified from Feng et al., 2014)

图7中, 把含量≥ 50%的地区, 定为浅水碳酸盐岩台地, 可简称其为碳酸盐岩台地。由于该地区该地层中的浅水碳酸盐岩含量与浅水碎屑岩含量是互为消长的, 故可以把浅水碳酸盐岩含量< 50%的地区, 即浅水碎屑岩含量≥ 50%的地区, 定为浅水碎屑岩台地, 可简称其为碎屑岩台地。

有时, 也可以先编制出浅水碎屑岩含量(%)等值线图, 先确定出碎屑岩台地, 然后再把其余地区定为碳酸盐岩台地。这应根据该地区该地层的具体情况而定。

总之, 在古海洋中, 根据深水沉积岩含量(%)等值线图和某一特定的深水沉积岩(如深水页岩)含量(%)等值线图, 可确定出深水沉积区(盆地或页岩盆地)和浅水沉积区(台地); 再根据浅水碳酸盐岩含量(%)等值线图, 或浅水碎屑岩含量(%)等值线图可确定出台地中的碳酸盐岩台地和碎屑岩台地。

这就是说, 现在我们不仅能确定出一级古地理单位(古陆和古海洋), 还能确定出古海洋中的二级古地理单位(盆地和台地)。这样, 该研究地区该地层的古地理图的轮廓, 就基本上呈现出来了。

这是编制古地理图的第二步。

4.3 确定台地中的滩、集、坪、湖、礁

在碳酸盐岩台地中, 常有一些滩、集、坪、湖、礁等三级古地理单位。

4.3.1 确定滩

在碳酸盐岩台地中, 滩是一个很常见的和很重要的古地理单位。

4.3.1.1 什么是滩?

在1988年, 在笔者等的著作《下扬子地区中下三叠统青龙群岩相古地理研究》(冯增昭等, 1988)中, 笔者等根据碳酸盐岩中的浅水颗粒的含量, 把滩分为3类, 即把浅水颗粒含量≥ 30%、30%~20%、20%~10%的地区, 分别定为滩、准滩和雏滩。颗粒主要是鲕粒, 也有少量的砂屑和化石碎屑。滩为水下的高地, 位于浪基面以上, 水体能量高。准滩亦为水下高地, 亦位于浪基面在以上, 水体能量亦高, 但略次于滩。雏滩乃滩的雏形, 有向准滩和滩发展的趋势, 亦位于浪基面之上或其附近, 其水体能量比滩和准滩小。这是笔者等倡导的定量岩相古地理学第一次对滩下的定义。这是对滩的定义的发展。在1988— 1998年期间, 在笔者等的文章和著作中, 用的就是这个滩、准滩和雏滩的定义。

在1998年, 在笔者等的著作《鄂尔多斯奥陶纪地层岩石岩相古地理》(冯增昭等, 1998a)和《中国南方石炭纪岩相古地理》(冯增昭等, 1998b)中, 笔者等把碳酸盐岩中的浅水颗粒分为两类, 即具亮晶方解石胶结物的颗粒和具灰泥基质的颗粒, 从而把滩分为两大类和6小类。即把具亮晶方解石胶结物的颗粒含量≥ 30%、30%~20%、20%~10% 的地区, 分别定为亮晶滩、亮晶准滩和亮晶雏滩, 把具灰泥基质的颗粒含量≥ 30%、30%~20%、20%~10% 的地区, 分别定为灰泥滩、灰泥准滩和灰泥雏滩。这是笔者等倡导的定量岩相古地理学对滩的定义的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个两大类和6小类的滩的定义, 笔者等一直沿用至今。

滩中的颗粒, 主要是鲕粒、砂屑及被搬运和磨蚀的化石碎屑。

4.3.1.2 确定亮晶滩

笔者等(Feng et al., 2014)根据55个剖面(4个一级露头剖面、19个二级露头剖面、31个三级露头剖面、1个一级钻井剖面)的具亮晶方解石胶结物的颗粒含量(%)资料, 编制出了中国南方早奥陶世早期浅水碳酸盐岩中具亮晶方解石胶结物的颗粒含量(%)等值线图(图 8)。

图8 中国南方早奥陶世早期浅水碳酸盐岩中具亮晶方解石胶结物的颗粒含量(%)等值线图(据Feng et al., 2014; 有修正)Fig.8 Isoline map of content (%) of grains with sparry calcite cement in shallow water carbonate rocks of the Early Age of Early Ordovician in South China(modified from Feng et al., 2014)

图8中, 可以看出: (1)有14个剖面的具亮晶方解石胶结物的颗粒含量≥ 30%, 可把这些地区(红色区)定为亮晶滩。(2)有4个剖面的具亮晶方解石胶结物的颗粒含量为30%~20%, 可把这些地区定为亮晶准滩。(3)有21个剖面的具亮晶方解石胶结物的颗粒含量为20%~10%, 可把这些地区定为亮晶雏滩。

这些亮晶滩、亮晶准滩和亮晶雏滩, 尤其是亮晶滩, 是典型的滩。它们形成于高能量的水体中。

华北中寒武世张夏期, 亮晶鲕粒滩特别发育, 可算是鲕粒滩称雄的地质时期(冯增昭等, 1990, 2004)。

4.3.1.3 确定灰泥滩

但是, 假如这些颗粒不是具亮晶方解石胶结物, 而是具灰泥基质, 可以把具灰泥基质的颗粒含量≥ 30%、30%~20%、20%~10%的地区, 分别定为具灰泥基质的颗粒滩、准滩和雏滩, 即灰泥滩、灰泥准滩和灰泥雏滩。

灰泥滩、灰泥准滩和灰泥雏滩中的颗粒形成于高能量的水体中, 但却沉积于低能量的水体中, 因此这些颗粒与灰泥共生。

形成这种灰泥滩、灰泥准滩和灰泥雏滩的水体能量, 与形成亮晶滩、亮晶准滩和亮晶雏滩的水体能量是明显不同的。

华北早奥陶世马家沟一、二、三、四、五期中的滩大都是灰泥滩和灰泥准滩(冯增昭等, 1998a)。

4.3.1.4 用亮晶颗粒石灰岩和灰泥颗粒石灰岩确定亮晶滩和灰泥滩

近年来, 笔者等(Feng et al., 2014, 2015)提出, 也可以用另外的方法, 即用“ 亮晶颗粒石灰岩” 和“ 灰泥颗粒石灰岩” , 分别代替“ 具亮晶方解石胶结物的颗粒” 和“ 具灰泥基质的颗粒” 。

在亮晶颗粒石灰岩含量(%)等值线图中, 可把亮晶颗粒石灰岩含量≥ 50%、50%~30%、30%~10%的地区, 分别定为亮晶滩、亮晶准滩和亮晶雏滩。

在灰泥颗粒石灰岩含量(%)等值线图中, 可把灰泥颗粒石灰岩含量≥ 50%、50%~30%、30%~10%的地区, 分别定为灰泥滩、灰泥准滩和灰泥雏滩。

用亮晶颗粒石灰岩确定亮晶滩、亮晶准滩和亮晶雏滩, 以及用灰泥颗粒石灰岩确定灰泥滩、灰泥准滩和灰泥雏滩, 可能更容易些, 但却较粗略些。

请注意, 在本小节(4.3.1)中所说的形成各种滩的化石碎屑, 都是被搬运的和被磨蚀的化石碎屑, 不包括未被搬运的和磨蚀的、原地堆积的化石碎屑, 即原地生物颗粒。

4.3.2 确定生物集

原地生物颗粒, 是原地生长的生物在原地死亡、原地解体、原地堆积、原地被埋藏的化石碎屑, 亦可称原地生物碎屑。形成这些原地生物颗粒的水体能量很低, 因此它们总是与灰泥或黏土泥共生。

冯增昭等(1994a, 1997a)和Feng等(2014)把生物颗粒含量≥ 50% 和50%~30% 的地区, 分别定为生物集(biocrowd)和准生物集(penebiocrowd)。

Luo等(2014)根据54个剖面(13个一级露头剖面、22个二级露头剖面、12个三级露头剖面、6个一级钻井剖面、1个二级钻井剖面)的原地生长和原地堆积的生物颗粒含量(%)资料, 编制出了中国南方中上扬子地区晚二叠世吴家坪期的生物颗粒含量(%)等值线图(图 9)。

图9 中国南方中上扬子地区晚二叠世吴家坪期原地生长和原地堆积的生物颗粒含量(%)等值线图(据Luo et al., 2014; 有修正)Fig.9 Isoline map of content(%)of biograins in situ of the Late Permian Wujiaping Age of Middle and Upper Yangtze Region in South China(modified from Luo et al., 2014)

图9中, 有1个地区的生物颗粒含量≥ 50%, 有8个地区的生物颗粒含量为50%~30%。可把这1个地区定为生物集(绿色), 把这8个地区定为准生物集(浅绿色)。

形成生物集的水体能量, 与形成亮晶滩和灰泥滩的水体能量, 大不相同。生物集形成于完全低能量的水体中, 甚至形成于静水中。

生物集主要形成于碳酸盐岩台地中, 也可以出现在碎屑岩台地中。

如果在生物集中, 生物颗粒含量过多, 如≥ 70%, 可把这个生物集称作生物层(biostrome)。

4.3.3 确定云坪和泥坪

在碳酸盐岩台地中, 主要是在老年期的古陆的外围地区, 准同生白云岩常发育。可根据该地区该地层准同生白云岩含量(%)等值线图, 把准同生白云岩含量≥ 50%的地区, 定为白云岩坪, 简称云坪(图10)。

图10 华北鄂尔多斯地区早奥陶世马家沟一期准同生白云岩含量(%)等值线图(据Feng et al., 2014; 有修正)Fig.10 Isoline map of content(%)of penecontemporaneous dolostone of the Early Ordovician Majiagou Age 1 of Ordos in North China(modified from Feng et al., 2014)

图10中, 云坪是大面积的环鄂尔多斯陆的云坪。而在图11中, 云坪却是面积甚小的孤立的云坪。

图11 中国南方早奥陶世早期古地理图(据Feng et al., 2014; 有修正)Fig.11 Palaeogeographic map of the Early Age of Early Ordovician in South China(modified from Feng et al., 2014)

在碳酸盐岩台地中, 主要是在老年期的古陆的外围地区, 泥岩亦常发育。可根据该地区该地层的泥岩含量(%)等值线图, 把泥岩含量≥ 50%的地区, 定为泥坪; 把泥岩含量≥ 50%而准同生白云岩含量50%~25%的地区, 定为云泥坪; 把泥岩含量50%~25%而准同生白云岩含量≥ 50%的地区, 定为泥云坪。

华北早寒武世馒头期和中寒武世毛庄期, 在华北陆和鄂尔多斯陆的外围, 泥坪特别发育(冯增昭等, 1990, 2004)。

4.3.4 确定膏湖和盐湖

在碳酸盐岩台地中, 在某些地区某些地层中, 石膏和石盐发育。

根据该地区该地层的石膏含量(%)等值线图, 可把该图中的石膏含量≥ 30%的地区定为膏湖, 把石膏含量30%~10%的地区定为含膏湖。

同理, 可根据某地区某地层的石盐含量(%)等值线图, 把该图中的石盐含量≥ 30%的地区定为盐湖, 把石盐含量30%~10%的地区定为含盐湖。

如果膏湖和盐湖重合, 可称其为膏盐湖。

华北鄂尔多斯地区早奥陶世马家沟一期古地理图中的膏湖、含膏湖、盐湖、含盐湖和膏盐岩, 就是按上述的方法勾绘出来的(图 12)。

图12 华北鄂尔多斯地区早奥陶世马家沟一期古地理图(据Feng et al., 2014; 有修正)Fig.12 Palaeogeographic map of the Early Ordovician Majiagou Age 1 of Ordos in North China(modified from Feng et al., 2014)

4.3.5 确定生物礁

在碳酸盐岩台地中, 亦常有生物礁或生物丘。

可根据生物礁或生物丘出现的地方, 作出生物礁或生物丘的分布图, 即生物礁或生物丘的位置图。根据此生物礁或生物丘的位置, 可在该地区该地层该地质时期的古地理图中, 把生物礁或生物丘的位置标定出来。

4.3.6 小结

综上所述(4.3.1— 4.3.5), 根据具亮晶胶结物的颗粒含量(%)等值线图和具灰泥基质的颗粒含量(%)等值线图, 以及根据亮晶颗粒石灰岩含量(%)等值线图和灰泥颗粒石灰岩含量(%)等值线图等, 可以确定出各种滩; 根据未经过搬运和磨蚀的、原地生长和原地堆积的生物颗粒含量(%)等值线图, 可确定出各种生物集; 根据准同生白云岩含量(%)等值线图和泥岩含量(%)等值线图, 可确定出各种坪; 根据石膏含量(%)等值线图和石盐含量(%)等值线图, 可确定出各种湖; 根据生物礁和生物丘的位置图, 可确定出礁和丘的分布图。这些滩、集、坪、湖、礁都是古地理图中的三级古地理单位。

有时, 在古地理图中, 在陆地与台地中, 还有一些次级的盆地; 在盆地中, 还有一些次级的陆地和台地; 在台地与海洋之间, 还有斜坡。所有这些次级古地理单位都可以根据相应的预备图件确定出来。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仅可以确定古地理图中的一级古地理单位(古陆与古海洋)和二级古地理单位(各种盆地和各种台地), 还可以确定三级古地理单位(各种滩、集、坪、湖、礁)。这就是说, 基本上能编制出古地理图了。

这是编制古地理图的第三步。

4.4 全面检查, 综合判断,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以上3个小节, 即4.1, 4.2和4.3, 主要是采用笔者倡导的“ 单因素分析多因素综合作图法— — 定量岩相古地理方法论” , 对中国南方早奥陶世早期、华北鄂尔多斯地区早奥陶世马家沟一期、中国南方中上扬子地区晚二叠世吴家坪期, 用不同的单因素预备图件, 通过3个步骤, 一步一步地确定出该地区该地层该地质时期的一级、二级和三级古地理单位。

那么, 用以上的各种单因素预备图件, 通过上述的3个步骤, 确定出来的这些古地理单位, 都合格吗?

谚云:“ 行百里者半九十” 。这些古地理单位还需要经过更重要的一步, 即第四步, 即把上述的所有的单因素预备图件, 叠加起来, 进行全面检查, 综合判断,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这是编制古地理图的最后一步, 即最后的“ 十里路” 。

第一, 检查编制这些等值线图的资料的可信度和代表性, 即检查这些等值线图是否“ 绘之有据” 。

第二, 检查这些等值线图的勾绘是否恰当和是否有规律, 尤其是确定相关古地理单位的一些关键的等值线是否恰当。

第三, 检查和判断各古地理单位之间是否相互协调, 特别是有无相互矛盾之处。

一般说来, 只要编制这些等值线图的资料是可信的和有代表性的, 编制这些等值线图的方法是谨慎的, 我们根据这些等值线图确定出来的各个古地理单位就应当是可信的。

假如编制这些等值线图的资料的可信度和代表性有问题, 我们编制这些等值线图的方法也有问题, 则有些古地理单位就会出现相互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这时, 就应当用毛泽东(1937)的话, 即“ 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 , 修正那些有问题的古地理单位, 甚至删去那些古地理单位。

在编制古地理图的过程中, 出现这些问题并不是什么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应针对这些问题, 修正那些有问题的古地理单位甚至删去它们, 从而保证古地理图的可信度。

这是编制古地理图的第四步。

总之, 采用“ 单因素分析多因素综合作图法— — 定量岩相古地理学方法论” , 通过上述的第一步、第二步和第三步, 再加上最后的这个第四步, 就可以编制出一幅合格的古地理图。

这一方法论可以称作“ 四步成图法” 。

这是笔者倡导的并长期使用的“ 单因素分析多因素综合作图法— — 定量岩相古地理学方法论” 的发展。

4.5 三幅古地理图

以下3幅古地理图, 即中国南方早奥陶世早期古地理图(图 11), 华北鄂尔多斯地区早奥陶世马家沟一期古地理图(图 12), 中国南方中上扬子地区晚二叠世吴家坪期古地理图(图 13), 就是用这个“ 四步成图法” , 一步一步地编制出来的。

图13 中国南方中上扬子地区晚二叠世吴家坪期古地理图(据Luo et al., 2014; 有修正)Fig.13 Palaeogeographic map of the Late Permian Wujiaping Age of Middle and Upper Yangtze River Region in South China(modified from Luo et al., 2014)

在这3幅古地理图中, 问题和不足之处当然有, 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这3幅古地理图都是海相沉积岩为主的地层的古地理图。

关于陆相沉积岩为主的地层的古地理图的编制方法, 笔者等的经验不多, 文中不敢多讲。

但有一点是必须讲的, 即必须有有代表性的和质量可信的资料依据, 古地理图中的每一个古地理单位都必须“ 绘之有据” 。这是编制任何地层的古地理图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有代表性的和质量可信的编图资料, 任何高明的地质学家和任何高明的方法论, 也编制不出合格的古地理图。此“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也。

4.6 全局与局部, 战略与战役和战术

毛泽东(1936)说:“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 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 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 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 。

古地理学编图也是“ 战争” , 是一场研究和恢复地质历史时期和人类历史时期古陆与古海洋及其次级单位的特征、分布和演化规律的“ 科研战争” 。

笔者等的“ 单因素分析多因素综合作图法— — 定量岩相古地理学方法论” , 即“ 四步成图法” , 就是笔者等编制古地理图的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指导规律, 即指导方针。笔者等就是用这个方法论, 在可信的和有代表性的资料的基础上, 通过各个单因素预备图件, 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 即一步一步地, 编制出各个一级、二级、三级古地理单位, 从而最后编制出合格的古地理图。

毛泽东(1936)又说:“ 有局部经验的人, 有战役和战术经验的人, 如肯用心去想一想, 就能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 。

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 而失败的经验可能更珍贵。作者就是在不断地思考和总结编制古地理图的经验尤其是失败的经验的基础上, 逐步探索出“ 单因素分析多因素综合作图法” , 而本文又把它上升为“ 四步成图法” 。这是一个全局性的和战略性的编制古地理图的方法论。

作者希望并相信, 有编制古地理图经验的古地理学家, 如肯用心去想一想, 一定会明白编制古地理图的全局性的和战略性的指导规律, 从而总结出和创造出新的编制古地理图的方法论。

5 古地理图中各古地理单位的命名

在古地理图编制成功以后, 还应对古地理图中的各古地理单位进行命名。

5.1 命名原则

古地理图中各古地理单位的命名原则很简单, 即“ 名副其实” 。

5.2 三个组成部分

古地理图中各古地理单位的名称由3个组成部分, 即基本名称、现代地名和岩性特征。

5.2.1 基本名称

一级古地理单位的基本名称是陆和海。

二级古地理单位的基本名称是盆地(或槽地)、台地和斜坡。

关于二级古地理单位的基本名称, 笔者采用了相对的名称, 即盆地(或槽地)、台地和斜坡, 没有采用现代自然地理学的名称, 如陆棚、陆坡、半深海和深海。因为古地理学中的盆地(或槽地)、台地和斜坡, 很难与现代自然地理学中的术语陆棚(或陆架)、陆坡(或大陆斜坡)、半深海和深海等相对应。

三级古地理单位的基本名称主要是台地中的滩、 集、 坪、 湖和礁等。有时, 在盆地中还有其次级的陆、台地和盆地, 在台地中还有次级的陆和盆地。所有这些古地理单位都是三级古地理单位。

5.2.2 现代地名

现代地名即现代的地区名称和城市名称。

在一级古地理单位和二级古地理单位中, 现代地名是必须有的, 例如康滇陆、鄂尔多斯陆、扬子台地、东南台地、江南盆地等。

5.2.3 岩性特征

岩性特征, 主要是岩石的特征及岩石名称。

在二级及三级古地理单位中, 岩性特征是必须有的, 例如扬子碳酸盐岩台地、东南碎屑岩台地、江南页岩盆地、城口滩、贵阳云坪、陕北含盐湖等。

一般说来, 古地理图中各古地理单位的命名并不复杂。只要遵照古地理单位的命名原则, 即名副其实, 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但是, 在古地理单位的命名中, 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5.3 古地理单位命名中的一些问题

古地理单位命名中常出现的问题, 主要是名不副实、不同学派的术语并用问题等。请看以下的实例。

5.3.1 例一

例如, 在中国南方贵州南部的罗甸地区, 在早三叠世, 有一个面积不大(约30× 60, km2)的孤立的碳酸盐岩台地, 即罗甸碳酸盐岩台地, 位于广阔的黔桂湘盆地中(冯增昭等, 1994b, 1997b)。但是, 有几位外国的和中国的地质学家(Lehrmann, 1993; Lehrmann et al., 1998), 却把这个孤立的罗甸碳酸盐岩台地称作“ 大贵州滩” (Great Bank of Guizhou)。

据了解, “ 大贵州滩” 这个术语在国外已有300多篇文章引用, 但在国内引用这个术语的人却很少, 且大都是提出“ 大贵州滩” 这一术语的作者的合作者。

笔者等(冯增昭等, 1994b, 1997b)曾对中国南方早及中三叠世岩相古地理进行过研究和编图。根据我们的资料, 在贵州省南部的罗甸地区, 在下三叠统的印度阶罗楼组和奥伦阶紫云组中, 颗粒石灰岩的含量均< 10%, 而且大都是灰泥颗粒石灰岩, 而亮晶颗粒石灰岩却很少。因此, 在贵州省南部罗甸地区下三叠统的印度阶罗楼组和奥伦阶紫云组中, 以阶或组(期)为单位, 或以统(世)为单位, 均没有滩, 更不用说有“ 大贵州滩” 了。因此, “ 大贵州滩” 这个古地理单位的名称, 是严重地“ 名不副实” , 不应再继续使用下去。

我和《古地理学报》编辑部的几位同志, 写了一篇英文文章There was noGreat Bank of Guizhouin the Early Triassic in Guizhou Province, South China《中国南方早三叠世没有“ 大贵州滩” 》(Feng et al., 2015)和一篇中文文章《关于“ 大贵州滩” 》(About theGreat Bank of Guizhou” )(冯增昭等, 2015), 分别刊于《古地理学报》英文版2015年第1期和《古地理学报》中文版2015年第4期。此中文文章实际上是英文文章的详细中文摘要, 以期引起国外及国内的广大读者的关注、讨论和争鸣。

5.3.2 例二

又如, 在《古地理学报》中文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 该作者把古地理图中的陆地称作“ 隆起” 。“ 隆起” 是大地构造学的术语。我不反对在古地理学的文章和古地理图中, 使用“ 隆起” 这一术语。但是, 作者应当说明, 这个“ 隆起” 是“ 水上的隆起” 还是“ 水下的隆起” 。如果该“ 隆起” 是“ 水上的隆起” , 则这个“ 隆起” 应是陆地。从该文的古地理图看, 该“ 隆起” 应是陆地。因此, 把它称作“ 陆” 或“ 古陆” , 也许更好些。但这是我的观点, 我虽然是《古地理学报》的主编, 我也不能勉强本刊的作者, 一定按照我的学术观点对古地理图中的古地理单位进行命名。但该文的作者应把此“ 隆起” 的定义讲清楚。

5.3.3 例三

又如, 在《古地理学报》中文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 该文作者, 在同一幅古地理图中, 同时使用“ 古陆” 、“ 古隆起” 、“ 古剥蚀区” 、“ 古暴露区” 等。我不赞赏这么多的意义相近的古地理单位的名称在同一幅古地理图中同时出现。因为在该文的作图资料依据相当不充分的情况下, 很难把这几个含意十分相近的术语的确切定义讲明白和区分开。

5.3.4 例四

又如, 在《古地理学报》中文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 该文作者把上扬子地区早寒武世筇竹寺期古地理图中的“ 碎屑岩台地” , 同时写作“ 克拉通内坳陷盆地” 。“ 碎屑岩台地” 是古地理学的术语, “ 克拉通内坳陷盆地” 是大地构造学的术语。“ 台地” 和“ 盆地” 在古地理学中是两个含义完全不同的术语。这两个含义大不相同的古地理学术语, 在同一篇文章中, 在同一幅古地理图中, 在同一个古地理单位的名称中, 同时标出。是很不恰当的。

同样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还有, 例如在另一幅古地理图中, 该文作者把同一个古地理单位的名称, 写成“ 云坪” 和“ 克拉通内坳陷盆地” 。这也是很不合适的。

总之, 我作为《古地理学报》中文版的主编, 在这些文章在本刊刊出之前, 未作认真的审查, 未和这些文章的作者进行认真的交换意见, 使之有所修正。这是我的失职。特此检讨。

6 古地理图中各古地理单位的说明

古地理图中各古地理单位的说明, 是古地理图和以该古地理图为基础写出的文章和著作的重要内容。

古地理图中各古地理单位的说明, 包括以下的内容:

1)各古地理单位的编图资料。各古地理单位的编图资料是确定各古地理单位的立脚点。假如各古地理单位的编图资料已经在有关的预备图件中, 即在有关的单因素等值线图中, 讲过了, 那么在古地理图中的各古地理单位的资料说明就可以很简单, 甚至可以不再说明了。假如有的古地理单位的编图资料, 在以前的有关等值线图中没有讲过, 则这些编图资料就必须在这些古地理单位中进行认真和详细的说明。

2)各古地理单位的特征。

3)各古地理单位与其相邻的古地理单位之间的关系。

4)各古地理单位与其前期古地理单位的演化关系, 假如可能的话。

在古地理图中, 各古地理单位说明中的问题, 常常是偏少, 甚至在有些古地理学的文章中, 有些古地理单位还没有说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其原因可能是该古地理学文章中, 其原始的、可信的和有代表性的资料就不充分。

古地理图中的每个古地理单位的说明是该单位的客观描述和说明。它不同于古地理图及以该图为基础写出的古地理学文章和著作的意义的说明。

7 古地理图及古地理学文章和著作的理论意义和生产意义的说明

古地理图及以该古地理图为基础写出的古地理学文章和著作的理论意义和生产意义的说明都是必要的。

但是, 我们应该明白, 古地理学文章和著作是在古地理图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因此, 在古地理学研究中, 编制古地理图是第一位的, 撰写古地理学的文章和著作是第二位的; 即图第一, 文第二。如果没有古地理图, 则古地理学的文章和著作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 就是空谈。这就是古地理图与古地理学文章和著作的关系。

我们还应明白, 古地理图和古地理学文章的理论意义和生产意义到底有多大, 决定于客观的地质实践和生产实践, 不决定于作者的主观愿望。因此, 关于古地理图和古地理学文章的意义的说明, 应十分谨慎, 勿说过头话。

但是, 在《古地理学报》中文版及英文版刊出的文章中, 有的作者却说了一些过头的话。

例如, 在《古地理学报》英文版2015年第1期刊登了一篇文章“ 3D palaeogeographic reconstructions of Phanerozoic versus sea-level and Sr-ratio variations” (Vé rard et al., 2015), 该文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式, 恢复显生宙以来地球上任何地方和任何地质时期的古陆的海拔高度和古海洋的深度。

这是一篇有新意的文章, 引起了我的深思。

我不是构造古地理学家, 对Sr同位素也不熟悉, 我不敢贸然地对该文的具体内容提出质疑, 但我深知恢复地质历史时期的古陆的海拔高度和古海洋的深度, 是十分困难的。我和我的科研团队, 已经编制出中国华北地区和华南地区寒武纪和奥陶纪的定量岩相古地理图, 但我却不敢确定该地质历史时期的华北陆和华夏陆的海拔高度及其附近的古海洋的深度。

因此, 我特意用快递把我的一本专著《中国寒武纪和奥陶纪岩相古地理》, 赠寄给该文章的第一作者Vé rard博士。我说, 我只敢说华北陆是一个老年期的准平原化的地势低缓的陆地, 它只能向其外围的海域提供少量的泥, 因此在其外围的古海洋中, 泥岩及碳酸盐岩发育; 而华夏陆则是一个早年期的地势高峻的陆地, 它仅在寒武纪和奥陶纪这两个地质时期, 就向其西侧的碎屑岩台地提供了近两万米厚的陆源碎屑物质。但我却不敢确定这两个陆地的海拔高度及其附近海洋的深度, 因为我没有有效的方法论。

我对Vé rard博士说, 假如他能用该文中的模式, 把华北陆和华夏陆的海拔高度及其附近的海洋的深度确定出来, 他们就对中国的古地理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立了大功。

请参阅《古地理学报》英文版2015年第1期刊出的我的“ Hope to be from model to practice— — Words of the Editor-in-Chief” (主编的话— — 希从模式到实践)。

Vé rard博士已给我回信, 说他不能。

要恢复“ 地球上任何地方和任何地质时期的古陆的海拔高度和古海洋的深度” , 恐怕需要全世界几代地质学家的努力才能实现, 也许几代地质学家的努力也难以实现。

看来, 该文作者确实是说了一句过头话。

过头话是文章的败笔, 它意欲自褒, 实乃自贬。意图与效果恰恰相反。戒之, 戒之。

但是, 作为《古地理学报》英文版的主编, 根据“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 的方针, 我还是决定在本刊刊出这篇文章, 并在该文前面加了我的上述的“ 主编的话” 。因为该文是“ 一朵有学术意义的花” , 是“ 一家之言” 。我们可以以此文为契机, 引起学术讨论和争鸣, 从而促进古地理学的发展。

该文和我的“ 主编的话” 很快引起了国内外广大地质学家的反响。

美国地质学家Shanmugam教授(2015)和波兰地质学家Van Loon教授(2015)很快就写出了评论文章投送本刊。该文第一作者Vé rard博士(2015)也写了一篇答复的文章。我又写了一篇文章(Feng, 2015b), 对2015年第1期的Vé rard等的文章(Vé rard et al., 2015)和这3篇文章进行综述性的评论。这4篇文章, 均刊于《古地理学报》英文版2015年第3期的学术讨论栏目中, 欢迎国内外的广大读者参阅, 并希进一步地提出评论意见, 促进古地理学和地质学的发展。

8 古地理图及古地理学文章和著作的评价标准

以下5点, 可作为古地理图和以该图为基础写出的古地理学文章和著作的评价标准。

1)首先要有可信的和有代表性的资料, 古地理图中每个古地理单位的确定和绘制都必须有资料依据。

2)还得有一个有效的方法论。

3)古地理图中每个古地理单位的命名必须名副其实。

4)古地理图中每个古地理单位的说明必须充分, 不能没有说明。

5)古地理图和以古地理图为基础撰写的文章和著作的理论意义和生产意义的说明, 必须谨慎, 勿说过头话。

这5条评价标准过高和过苛吗?

我认为这5条评价标准并不过高, 也不过苛, 它们是评价古地理图和古地理学文章及著作的基本标准。

我们应当用这5条标准去检查与评价古地理图和古地理学文章及著作。

9 自我评价

评人先评己。

本文中的古地理图都合乎上述的5条评价标准吗?

笔者本人和笔者的科研团队以前编制的古地理图和以这些古地理图为基础写出的文章和著作, 都合乎上述的5条评价标准吗?

笔者的回答是:

1)我和我的科研团队, 都是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 编制古地理图的。在我们编制出的古地理图中, 每个古地理单位的确定和绘制都是有资料依据的。

2)我们的编图方法论是“ 单因素分析多因素综合作图法” , 即“ 四步成图法” 。我们编制出的各个单因素预备图件和古地理图都是可以复查的。

3)在我们编制出的古地理图中, 每个古地理单位的命名都是名实相副的。

4)我们对每个古地理单位的说明都是有资料根据的。

5)我们对编制出的古地理图以及我们以这些古地理图为基础写出的古地理学文章和著作, 其理论意义和生产实践意义的说明, 都是谨慎的, 未说过头话。

以上前4点, 主要反映我们编制出的古地理图的资料的可信度。我只能说, 我们编制出的古地理图是有资料根据的, 是基本上可信的。我不敢说, 我们编制出的古地理图是完全可信的, 因为我们掌握的资料(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尚欠充分, 而我们的编图方法论也不是无可挑剔的。

以上第5点, 主要反映我们编制出的古地理图和以这些古地理图为基础写出的文章和著作的学术水平。我们的古地理图、文章和著作, 对定量岩相古地理学的发展和创建是有贡献的, 对矿产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的预测和勘探是有用处的。

总之, 我们的古地理图是绘之有据的, 我们的古地理图和以这些古地理图为基础写出的文章和著作, 对古地理学的发展和创新是有贡献的, 在生产实践中也是有用的。我可把它们评为“ 及格” , 也可勉强评为“ 良好” , 但远非“ 优秀” 。

我希望看到优秀的古地理图和以这些优秀的古地理图为基础写出的优秀的古地理学文章和著作。

10 对作者、读者和社会负责

《古地理学报》中文版和英文版肩负着促进中国的和国际的古地理学发展和创新的重任。它们刊登的文章, 不仅仅是作者自己的, 更是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和全社会的。因此, 文章的作者应首先要用上述的5条评价标准, 来检查和完善他们的古地理图和文章, 对读者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编辑部的同志们, 也要用这5条评价标准, 对文章尤其是对文章中的古地理图进行认真的评审、编辑、校正和出版, 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和对社会负责。主编更要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和对社会负责。以此促进中国和和国际的古地理学的发展和创新。

文章千秋事, 慎之再慎之。

致谢 本文的初稿《古地理学研究及古地理作图中的一些问题》, 曾在2014年10月, 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古地理学及沉积学学术会议上, 作为一个专题讨论会的主题发言, 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宣讲和热烈的讨论。根据与会同志们的意见, 笔者对本文初稿作了重大的补充和修正, 并把本文的题目改为“ 论古地理图” 。

在本文的中文稿和英文稿的漫长的修改过程中, 《古地理学报》编辑部的同志们, 郑秀娟、吴晓鸣、刘敏、王媛和李新坡, 在中文稿和英文稿的文字修饰、打字、绘图和编辑工作上, 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英国的S. Kershaw教授、美国的G. Shanmugam教授和爱尔兰的Ian D. Somerville教授对本文的英文终稿, 中国的陈景山教授对本文的中文终稿, 提出了珍贵的评审意见和建议。

笔者衷心地感谢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笔者很难完成本文中文稿和英文稿的撰写和修订工作。

本文的英文稿已在《古地理学报》英文版2016年第5卷第1期中刊出(Feng, 2016)。本文中文稿的内容和英文稿的内容基本上相同, 但中文稿的文字与英文稿的略有不同, 这主要是使其更符合我们中国的国情。

衷心感谢刘敏博士和李新坡博士对本文英文稿和中文稿的编辑加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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