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作者简介 苗小龙,男,1986年生,工程师,2013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获硕士学位,主要从事沉积学和层序地层学研究工作。E-mail: ycsymxl@sina.cn。
通讯作者简介 杜燕,男,1966年生,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油气田开发方面的研究。E-mail: 382375868@qq.com。
胡修棉教授( 2017)发表的学术论文《物源分析的一个误区: 砂粒在河流搬运过程中的变化》,基于 Krumbein滚筒实验结果及大量观察数据,发现现代河流的砂粒中不稳定矿物成分、磨圆度及粒径等变化与国内《沉积岩石学》教材相关结论矛盾,应用于物源分析是“以讹传讹”。受其启发,基于前人研究成果,作者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认为滚筒实验结果对自然界河流砂的机械搬运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即随着搬运距离的增加,颗粒逐渐变细、磨圆度变好,加之河流搬运过程中伴随的化学分解等作用,其中的不稳定成分逐渐变少。但由于掺和作用的存在,河流搬运过程中混合了搬运距离不同的颗粒,其不稳定矿物成分含量、磨圆度和粒径等均会发生变化。国内教材对上述现象均有不同程度的描述,得到广大沉积学者认可,而胡修棉教授( 2017)对此论述不够。此外,胡修棉( 2017)单从地理位置上划分搬运距离的长短似乎不妥。河流搬运对颗粒的磨圆度和粒径的改造作用缺乏直接的数据证明,建议利用标定法跟踪观察。
About the first author Miao Xiaolong,born in 1986,graduated from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with his master degree in 2013.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sedimentology and sequence stratigraphy. E-mail: ycsymxl@sina.cn.
About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Du Yan,born in 1966,is a senior engineer and mainly engaged in oilfield development. E-mail: 382375868@qq.com.
Recently,an article with title of “A misunderstanding in provenance analysis: Sand changes of mineral,roundness,and size in flowing-water transportation”published by Professor Hu made a conclusion that,there is a paradox about changing of mineral,roundness,and size between phenomenon from modern river and conclusion from sedimentary petrology textbooks in China,which has been wrongly informed when used in source analysis based on Krumbein tumbling experiment and observation data. Based on former research,this paper holds that results from tumbling experiment shows indicative meaning to sand transportation from rive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s the transportation distance increases, sands get smaller and roundness gets better, and unstable components get less coupled with the chemical during the transportation. Due to the mixing action, the sands are mixed with those with various transportation distance in the transporting process, which leads to the changes of unstable mineral content, roundness and sand size. Textbooks of sedimentary petrology in China made description of the phenomenon mentioned above to different degree, which was widely recognized by a number of sedimentologists. However, it was not fully discussed in Professor Hu's paper published in 2017. Moreover, it seems improper for Professor Hu to determine the transportation distance only by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there is no direct evidence showing roundness and sand size are transformed by river transportation. The observation with marked samples is recommended.
《古地理学报》近期刊登了一篇题为《物源分析的一个误区: 砂粒在河流搬运过程中的变化》的学术论文(胡修棉, 2017), 认为国内《沉积岩石学》教材(刘宝珺, 1980; 曾允孚和夏文杰, 1986; 朱筱敏, 2008)将芝加哥大学Krumbein(1941)的研究成果泛化应用到砂岩, 是“ 以讹传讹” , 并引用大量详实的数据, 拟推翻国内传统物源分析的基本认识, 认为随着搬运距离的增加, 从物源处搬运而来的砂粒在粒度、磨圆度、分选等方面并未发生相应的变化。
胡修棉教授严谨的科学态度非常值得肯定, 其对传统教材的挑战精神更令人钦佩。但作者认为胡修棉教授提到的诸多问题值得探讨, 如其引用的相关数据的来源、数据分析的适用范围等, 能否恰当支撑其观点, 尚存疑问。基于前人理论认识与胡修棉教授( 2017 )论文引用的数据, 作者阐述了关于物源分析— — 碎屑颗粒在水流搬运与沉积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几点认识, 特别分析了掺和作用在物源分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1941年, 芝加哥大学Krumbein在The Journal of Geology发表了题为“ The effects of abrasion on the size, shape and roundness of rock fragments” (磨蚀作用对岩屑的大小、形状和圆度的影响)的论文(Krumbein, 1941)。他用27个直径45~54, mm、棱角状的灰岩砾石(平均初始球度0.65, 平均初始圆度0.13, 平均重量155, g)进行滚筒实验。实验进行了20 h(滚筒转动的距离为32.19, km), 连同初始值获得了14组数据(包括圆度、球度、粒度等3个变量)(图 1)。
据此得出结论: (1)岩屑平均重量(粒度)从155g迅速下降, 并且随着滚动距离的增加持续下降; (2)磨圆度在0~3, miles距离内快速增加, 而后逐渐趋于平滑, 随滚动距离的增加变化不大; (3)球度在整个实验中变化不大, 仅在实验初期阶段有所变化, 后期没有明显的变化。
国内多本《沉积岩石学》教材引申为: “ 碎屑颗粒在长距离的搬运过程中, 由于颗粒间的碰撞、摩擦, 流水对颗粒的分选以及继续着的化学分解和机械破碎, 使得它们在矿物成分、粒度、分选性和形状上都要发生变化” (刘宝珺, 1980; 曾允孚和夏文杰, 1986); “ 总之, 碎屑物质在流水搬运过程中, 其不稳定成分逐渐变少, 粒度逐渐变小, 圆度逐渐变好, 这些是变化的总趋势。搬运的时间及距离越长, 这些变化就越明显。碎屑物质在流水搬运过程中的这些变化, 都会在碎屑沉积物及碎屑沉积岩的岩性特征上反映出来” (朱筱敏, 2008)。
胡修棉(2017)认为Krumbein的认识仅仅局限在早期简单实验中的砾石, 并不适用于砂和砂岩, 但国内却以普适真理写进教材中, 被泛化到砂岩, 是“ 以讹传讹, 误导了中国几代沉积学和相关学科的师生和研究者” 。其作出“ 以讹传讹” 的结论主要基于2点:
1)Krumbein(1941)在文末强调: 本实验仅仅关注的是灰岩砾石的磨蚀情况, 限于实验材料、介质和时间等参数的选择, 其结果并不能代表自然界河流砂的实际情况; 并且, 滚筒实验方法背后单一的物理学原理也不足以解释和模拟自然界河流复杂的搬运过程。
2)“ 长石、岩屑、不稳定组分重矿物等的出现和消失, 与搬运距离没有必然的联系: 岩屑砂岩、长石砂岩也可以出现在长距离搬运的河流沉积中; 磨圆度与颗粒大小与搬运距离没有必然的关系。”
胡修棉(2017)通过细心观察、引用大量的数据探讨提出了物源分析的新认识、新观点, 向传统的沉积学理论成果发起挑战, 引起了业内的广泛讨论, 对沉积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仍存在不足的地方。
1)研究对象的不一致。传统的《沉积岩石学》教材中描述的对象为碎屑颗粒, 包含了砾、砂、粉砂和泥, 经过水流搬运与沉积, 在矿物成分、粒度与磨圆度等方面发生了规律性的变化。而胡修棉(2017)仅选择砂粒作为研究对象, 并将其在水流搬运与沉积过程中呈现的阶段现象作为结论支撑点来否定传统碎屑颗粒的变化规律, 不全面。
2)实验结论的曲解。Krembein(1941)在附录中(Appendix)确有上述言论, 但与国内相关教材的描述并无本质矛盾。首先, Krumbein的描述较为谨慎, “ 结果并不能代表自然界河流砂的实际情况” , 更多地是从岩性、外部因素等与得到函数关系来说, 因为实验采取岩性的不同, 外部因素的不同, 得到的数据及形成的函数关系自然就会有较大的不同, 如河流搬运过程中的水动力强度、化学分解等多种因素。反观国内的教材, 大多是一种趋势性引申描述, 并未涉及到具体的函数关系。其次, Krumbein实验结果并未否定砂岩在河流搬运过程也会呈现类似的变化, 目前也未有足够的数据来证实。
自然界的大江大河多含支流, 往往支流的水量总和占到河流量绝大部分。假设河流R包含4条支流(A/B/C/D)(图 2), 分别在4点与主河交汇(A1/B1/C1/D1), 即R河包含5个物源区(S/A/B/C/D), 同时河道沿岸也可以提供一部分碎屑物质, 随着河流的搬运作用进入R河, 最终由O点进入湖海。
值得注意的是, 沉积学意义上的搬运距离是以碎屑颗粒在同一沉积区内的空间位移为参考, 应局限于沉积盆地内, 与胡修棉(2017)依据河流上下游确定搬运距离的长短有本质的区别。
国内教材常描述为: 随着搬运距离的增加, 离侵蚀区愈远, 那些不稳定的矿物如长石、铁镁矿物等就会逐渐减少, 而性质比较稳定的矿物如石英含量就会相对增加(刘宝珺, 1980; 曾允孚和夏文杰, 1986)。
胡修棉(2017)基于Russell(1936, 1937)、Russel和Taylor(1937)、van Andel(1950)、Whetten等(1969)、Potter(1978)、Shukri(1950)等的数据与结论认为: 影响砂岩成分成熟度的长石、岩屑、不稳定组分及重矿物等, 与搬运距离没有必然的关系, 因为不稳定矿物在河流中的变化不大, 甚至在下游入海处不稳定矿物成分依然很高, 这与国内教材的描述截然相反。
矿物的稳定性主要由其抗风化能力决定。相同外部环境下, 抗风化能力较强的矿物稳定性强、能够适应长距离搬运而不发生大的变化; 反之, 抗风化能力弱的矿物稳定性较弱, 长距离搬运后减少直至消失。分段来看, 将S点物源看成一个整体, 在其河流搬运至A1点的过程中, 稳定矿物与不稳定矿物同处相同的外部环境。按照上述原理来讲, A1点相比于S点的稳定矿物变化要小于不稳定矿物, 即稳定矿物含量基本不变, 不稳定矿物含量会减少。这与国内教材所述的结论相符。但由于接受沿岸的不稳定矿物补充, 则C1点不稳定矿物占比可能不会下降, 与Russell(1937)观察的数据相符。加上C点物源的不稳定物质, 相比于S点占比甚至会上升(图 3), 即常见的“ 掺和作用” 、“ 混合作用” 的结果(北京石油学院矿物岩石教研室, 1961)。因为C1点相比于S点可以说长距离搬运, 但相比于C1周围就是近距离。同理, R河中的每个点都会呈现出不稳定物质占比变化不大的现象, 何况密西西比河等各大河流的支流系统要繁杂的多。随着河流进入下游, 远离物源区, 沿岸多为第四系覆盖, 难以提供不稳定矿物, 导致占比下降。如果在C1点或D1点附近直接入海湖, 则会呈现出不稳定矿物成分偏高的现象。
胡修棉(2017)基于Russel和Taylor(1937)等的数据及结论认为: 磨圆度与搬运距离没有必然的关系, 河流搬运对砂粒的圆化没有实质性的贡献。
掺和作用的影响依旧是重要原因, 此处不再赘述。Russel和Taylor(1937)的5个研究发现中, 直接反映了河流搬运对粗粒颗粒磨圆的贡献— — 下游方向磨圆指数变高。小粒径碎屑在河流搬运过程中的变化不明显, 其与粗粒颗粒最大的不同在于表面积不同。表面积大的颗粒搬运过程中与其他颗粒碰撞的概率明显大于表面积小的颗粒, 进而机械磨圆相互作用也较强。Garzanti等(2012, 2015)从橘子河口沿岸流的观察结果, 亦无法排除掺和作用的影响。
科学研究河流搬运距离与颗粒磨圆的关系, 应该对颗粒进行批量标定, 然后观察它们随搬运距离增加所发生的变化, 由此得出的数据最具说服力。
胡修棉(2017)引用的Sternberg(1875)、Plumley(1948)、Unrug(1957)、Bradley等(1972)证实了随着搬运距离的增加, 砾石粒径向下游呈现减小或降低的趋势。至于搬运过程中, 对粒径的改造作用及其程度, 亦采用上述的批量标定法得出的数据最具说服力。
Russel和Taylor(1937)、Pettijohn(1975)等的研究结果表明, 粒径呈现上游粗下游细的分布规律, 主要是基于水动力的分选作用。水动力强的背景下, 较粗的颗粒就能被搬运到下游, 水动力弱的背景下, 较细的颗粒才能被搬运, 较粗的颗粒就会因为外界动力的不足而停滞下来。理想环境下, 因为海拔高度差的影响, 上游水动力明显强于下游, 造成了上游富粗粒、下游富细粒的结果。水动力的异常, 如暴雨引发的洪水等, 就可能造成下游出现粗粒物质。
刘宝珺(1980)做出“ 颗粒在河流中的长距离搬运, 由于河床或者颗粒彼此间的摩擦与碰撞作用, 使得颗粒的粒度逐渐变小, 一般地讲, 搬运距离越长越是这样” 的结论, 主要基于滚筒实验结果。与实验提供单纯的物理机械环境相比, 大自然的水动力系统要复杂地多, 还夹杂了水体侵蚀、化学反应等多种作用, 对颗粒的改造作用也要复杂得多。何况, 目前并没有足够的数据否定河流搬运对颗粒的改造作用。
胡修棉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尊敬, 能够在自然界中发现不同的现象、提出独到的见解、质疑传统理论认识, 更值得我们学习。但其作出“ 国内《沉积岩石学》教材将滚筒实验结果泛化应用与物源分析是“ 以讹传讹” ” 的结论缺乏全面的科学分析与足够的数据支撑:
(1)传统《沉积岩石学》教材中描述的碎屑颗粒包含了砾、砂、粉砂与泥, 仅利用砂粒的变化规律来否定碎屑颗粒, 不全面; (2)Krumbein滚动实验结果并未否定碎屑颗粒在流水搬运过程中会呈现相似的变化规律, 对其实验结论的理解存在偏差; (3)沉积学上的搬运距离是以碎屑颗粒在同沉积区内的空间位移为参考, 局限于盆地内, 与自然界中的河流长短具有本质的区别, 更不应以中下游作为搬运距离的判定标准; (4)掺和作用作为分异作用的对立, 普遍存在于水流搬运的过程中, 当掺和作用突出时, 就造成了颗粒分异不明显的现象, 在国内教材中都有相关的描述。
综上所述, 国内《沉积岩石学》教材的观点具有较广的应用性, 其引用的重要实验资料都是比较珍贵、很有参考价值的。作为分异作用的对立面, 掺和作用不容忽视, 特别在物源分析过程中, 要尤其重视。针对流水搬运对磨圆度与粒径的影响, 建议采取批量标定法跟踪样本, 观察分析其随搬运距离的增加而发生的变化, 由此得出的数据将是最为直接和可靠的。
作者声明没有竞争性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