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高梁河演变及其与古蓟城的关系*
岳升阳1, 马悦婷2, 齐乌云3, 徐海鹏1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2 首都博物馆,北京 100045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第一作者简介 岳升阳,男,1954年生,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历史地理与环境考古。E-mail: yuesy@pku.edu.cn

摘要

古高梁河对北京城的选址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往研究者对古高梁河的名称界定不一致,古河道的年代和规模也比较模糊。借助多年来实地考察的成果,选取古高梁河沿线的典型剖面,用 14C、光释光、热释光等测年方式,结合地貌学、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确定古河道的年代,以此近似地复原古高梁河的演变和分布特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 1)古高梁河的称呼比“三海大河”的称呼更恰当,表达全新世中晚期由石景山经“三海”到亦庄的永定河故道。( 2)古高梁河河道发育的年代上限在 5000 4000 a BP,下限应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 3)古高梁河规模比古清河和古 水小。( 4)古蓟城的选址与古高梁河密切相关,古蓟城选址于古高梁河与古 水故道之间的高地之上,是古高梁河要津上的城池。

关键词: 北京; 古高梁河; 永定河; 古蓟城; 元大都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505(2017)04-0737-08
Evolution of the Paleo-Gaoliang River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ancient Ji City
Yue Shengyang1, Ma Yueting2, Qi Wuyun3, Xu Haipeng1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2 Capital Museum,Beijing 100045
3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710

About the first author Yue Shengyang,born in 1954,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researches on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E-mail: yuesy@pku.edu.cn.

Abstract

The Paleo-Gaoliang Rive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cation-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City. Previous researchers did not come to an agreement on the definition for the name of Paleo-Gaoliang River. It is also rather unclear about the age and size of this river.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for years and selection of several typical sections on the line of Paleo-Gaoliang River,by the method of14C, OSL and thermoluminescence,as well as the method of geomorphology,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the age of the paleochannel would be definite,which would recover the evolution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 of the Paleo-Gaoliang River. Through the above analysis,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1)It seems that the name of “Paleo-Gaoliang River”may be more suitable than “Sanhai River”,and the name of “Paleo-Gaoliang River” shows the paleochannel of Yongding River which passed Sanhai from Shijingshan to Yizhuang in the Middle-Late Holocene. (2)The upper limit ag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river should be during 4000-5000 a BP, while the lower limit age should be from the end of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Eastern Han Dynasty. (3)The size of this river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Paleo-Qing River and Paleo-Lei River. (4)Paleo-Gaoliang River influenced the location-selection and relocation of the ancient Ji City,which was built on high ground between the Paleo-Gaoliang River and the Paleo-Lei River. Ancient Ji City located in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Paleo-Gaoliang River.

Key words: Beijing; Paleo-Gaoliang River; Yongding River; ancient Ji City; Yuandadu
1 概述

古高梁河是约4000— 2000 a BP间永定河的一条干流, 它由石景山向东, 经紫竹院、前后三海、左安门至亦庄(孙秀萍和赵希涛, 1982)。古高梁河对北京城的起源和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 北京城的前身古蓟城即选址于古高梁河畔, 金中都的太宁宫、元大都规划和明清北京城建设都利用了它故道中形成的湖泊。

对于古高梁河的研究始于清代, 但真正开始科学研究, 则是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开展的北京地震地质会战。在这次大规模的地震地质研究中, 研究者们分析了晚更新世晚期以来永定河在北京小平原上的变迁轨迹, 对其变迁机制做了探讨(张青松, 1976; 王乃樑等, 1982; 王挺梅, 1982(①王挺梅.1982.北京地区近代构造与地震活动的初步研究.地震会战资料.); 杨景春, 1982(②杨景春.1982.用地质地貌方法研究北京平原全新世断裂活动.见: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办公室.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专题成果:北京平原区全新世构造运动调查研究(第四专题组), 41– 48.); 孙秀萍和赵希涛, 1982(③孙秀萍和赵希涛.1982.北京市城区以南永定河古河道变迁.见: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办公室.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专题成果:北京平原区全新世构造运动调查研究(第四专题组), 158– 164.); 李华章, 1982(④李华章.1982.从航片解译看北京平原地貌、古河道及隐状断裂.见: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办公室.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专题成果:北京平原区全新世构造运动调查研究(第四专题组), 49– 57.), 1995; 赵希涛, 1984; 孙秀萍, 1985)。在此基础上, 历史地理、考古和历史研究者对永定河与北京城的关系做了新的探索(侯仁之, 1989, 2009a, 2009b; 王北辰, 1984; 苏天钧, 1984; 尹钧科和吴文涛, 2005; 陈平, 2008(⑤陈平.2008.关于什刹海早期形成上的几个问题.http://wwwbjwwgovcn/2008/6– 24/131214html.), 2010)。 但受当时研究条件限制, 这些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 其一是对古高梁河定义不统一, 定名不一致, 或称之为“ 三海大河” , 或称之为“ 古高梁河” 。其二是缺少准确的年代数据, 把一些不相干的测年数据用到了古高梁河的研究中。其三是对河流规模、分布和变迁过程认识不一致, 把全新世永定河看成是由北向南单向摆动的。这些不足进而影响到北京史的研究, 在对古高梁河的描述上出现一些不必要的混乱。因此有必要再做探讨, 以促进研究的深入。

作者借助地貌学、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 以历史文献为线索, 通过考察河流地貌的典型剖面, 分析河流过程的演变, 利用14C、光释光、热释光等测年数据, 结合古河道中文化遗物的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判别, 确定古河道的年代, 以此近似地复原古高梁河的演变和分布特征。

2 古高梁河的形成

古高梁河的形成源自于全新世的永定河变迁。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者多认为, 全新世永定河从石景山出山后, 在北京平原上经历了由北向南的摆动(周进按, 1982(①周进按.1982.北京平原区全新世构造活动调查研究.见: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办公室.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专题成果:北京平原区全新世构造运动调查研究(第四专题组), 13.); 邹宝山和何凡能, 1989)。本世纪初有的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 认为永定河“ 不可能很规矩地由北向南一步一步地迁移” (尹钧科和吴文涛, 2005), 却缺乏必要的证据。

在全新世的早、中期, 永定河在北京小平原上的大摆动主要发生于永定河冲洪积扇顶部。在石景山永定河出山口以东约5, km的地方, 有一条独立的小山岭突兀于平原之上, 即老山、八宝山山体。受其影响, 永定河在出山口处的变动, 主要发生在老山以西的狭小地带, 并呈现为在老山、八宝山南北两边的摆动。

全新世初期, 永定河在石景山出山口最早的摆动是向老山、八宝山北面的摆动, 形成流经海淀、清河一线的古清河。测年数据显示, 古清河形成年代约为10 000 a BP, 至5000 a BP最终结束(岳升阳等, 2009)。约9000 a BP至5000— 4000 a BP, 永定河曾多次流经老山、八宝山南, 在莲花池与丰台之间的区域流向东南, 因后代在此故道中有 水, 可称之为古 水。约4000— 2000 a BP, 永定河的一支干流由老山、八宝山山南摆回到山北, 向东流经紫竹院、前后“ 三海” 、至亦庄东南, 因后代在此河流故道中有高梁河存在, 今人称之为古高梁河。在约2000 a BP前的汉代, 古高梁河向南摆动至今北京城南, 为 水。此后永定河继续向南摆动, 直至今天的位置。因而, 全新世永定河在北京小平原上不是简单地由北向南依次摆动, 而是在总体向南摆动的趋势下, 不断发生往复摆动, 古高梁河正是古 水向北摆动时形成的(图1)。

图1 全新世古高梁河故道及采样剖面Fig.1 Diagram for paleochannel of Paleo-Gaoliang River in the Holocene and sample sections

3 古高梁河的定名

在古高梁河发现后, 人们给它以不同的命名, 或称其为“ 三海大河” (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 1978(②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1978.北京城区全新世埋藏河、湖、沟、坑的分布及演变.见: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办公室.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成果汇编(3), 83.); 孙秀萍, 1985; 李华章, 1995), 或称其为“ 古高梁河” (孙秀萍和赵希涛, 1982; 王乃樑等, 1982)。称其为“ 三海大河” , 是因为在这条河流故道中有后世的北海、中海、南海分布, 它是人们根据地物提出的临时名称。称其为“ 古高梁河” , 是由于《水经注》记载在此曾有一条名为高梁水的小河, 唐辽时期称之为高梁河, 高梁河是在古高梁河故道中形成的一条小河, 它起于平地泉水, 沿古高梁河故道注入 水, 属于永定河的支流。以后代河名命名早期大河, 更符合研究惯例, 且与古清河、古 水的命名方法一致, 所以在今天的研究中, 应放弃不规范的“ 三海大河” 称呼, 只采用“ 古高梁河” 的名称。

地震地质会战时期还出现了“ 古金沟河” (孙秀萍和赵希涛, 1982; 王乃樑等, 1982; 李华章, 1995)的名称, 它借用了八宝山北面现存的“ 金沟河” 地名, 把流经北京城的永定河故道称为 “ 古金沟河” 。但是在古金沟河名称的运用上, 研究者们存在分歧, 有的人用其指称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初期流经北京旧城、宽7~8, km的永定河故道(王乃樑等, 1982), 其中就包括了古高梁河; 有的人把古高梁河上游河道同其他古河道一起统称为“ 古金沟河” , 而在中下游区分出古高梁河、古蓟河等河流(孙秀萍和赵希涛, 1982)。事实上, 晚更新世晚期形成的“ 古金沟河” 与全新世的古高梁河之间并不存在连续的河流发育过程, 二者在分布和走向上有很大差异。为此, 应对该地区晚更新世晚期永定河河道与全新世永定河河道做一个区分, 用“ 古金沟河” 表达晚更新世晚期流经北京旧城、宽达7~8, km的永定河故道, 用“ 古高梁河” 表达全新世中晚期由石景山经“ 三海” 到亦庄的永定河故道。

4 古高梁河的年代与规模

古高梁河形成于何时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 地震地质会战时期, 人们把古高梁河与古金沟河都看做是晚更新世晚期以来形成的河流(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 1978(①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1978.北京城区全新世埋藏河、湖、沟、坑的分布及演变.见: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办公室.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成果汇编(3), 83.)), 没有界定古高梁河的形成年代。此后, 人们只是笼统地认为它存在于汉代或3000— 2000 a BP(王伟杰, 1982(②王伟杰.1982.第四纪冰后期气候变迁与北京平原区永定河的流向.见:北京史研究会编印.北京史论文集(第二辑), 9– 13.); 苏天钧, 1984; 孙秀萍, 1985; 邹宝山和何凡能, 1989)。

地震地质会战之后, 人们对古高梁河沉积地层做了许多测年, 对于古高梁河的年代有了大致的认识。1988年, 在位于古高梁河故道上的方庄小区建筑工地(图1)地下8, m的砂层中, 发现古代木船, 船板的14C测年为2205± 70 a BP, 树轮校正年龄399— 91 BC(94.8%), 约当秦至西汉时期。河流砂砾石层中的古树14C测年为1737± 86 a BP, 树轮校正年龄80— 434 AD(91.0%), 约当东汉时期(徐海鹏等, 1994)。这是第1次得到古高梁河砂层的测年数据, 以实物证明了《水经》记载的正确。

2000年国家大剧院工程开工, 该工程正好坐落在古高梁河故道上, 我们同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合作, 对大剧院工地的古高梁河沉积地层做了多项测年(岳升阳, 2004(③岳升阳.2004.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大剧院岩土工程剖面的多学科综合研究” 结题报告.))。

国家大剧院工地(图2)东西宽愈200, m, 南北长愈300, m, 在其地表以下11, m的含砾砂层中广泛分布着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陶片, 陶片包括绳纹灰陶、素面灰陶、羼云母红陶等。陶片的器物类型包括瓦、器皿和井圈等。含陶片砂层位于古高梁河沉积层的上部, 属于古高梁河晚期沉积。

图2 国家大剧院古高梁河故道沉积剖面Fig.2 Paleochannel section of Paleo-Gaoliang River in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调查中还做了2个热释光测年、2个光释光测年(表 1)和4个14C测年(表 2)。测年(样品位置见图3)结果如下:

表1 国家大剧院古高梁河故道沉积剖面热释光和光释光测年数据 Table1 TL and OSL dating data of paleochannel section of Paleo-Gaoliang River in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表 2 国家大剧院、什刹海、昆玉河段和长河湾小区部面14C测年数据 Table2 14C dating data from sections of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Shichahai, Kunyu River and Changhewan community

图3 国家大剧院古高梁河故道沉积剖面测年点及遗迹位置Fig.3 Locations of dating position and relics in paleochannel section of Paleo-Gaoliang River in National Cer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热释光测年中数据6400± 1150 a BP有可能来自古高梁河的早期沉积, 年代似乎偏早, 若取其误差的下限, 约为5000 a BP, 或与形成年代接近。光释光数据中的数据1500± 100 a BP, 位于大剧院西南, 那里正是晚期的高梁河故道砂层分布区, 它反映的应是后期高梁河的年代, 只有大剧院东南约3000± 300 a BP的数据反映了古高梁河的年代。

14C测年有多个样品(表 2)。其中, 中区埋深近11, m处有1个细砂层透镜体, 该砂透镜体处于古高梁河砂层的顶面, 应是古高梁河后期的砂层。砂层中有1棵直径近30, cm的古树干, 树干呈南北向平躺于砂层中, 与水流方向一致。在树干表层取样做14C测年为2100± 70 a BP, 属于西汉时期。其下含砾砂层中的植物样品测年为2775± 60 a BP和2510± 60 a BP, 属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表 2)。

此外, 我们分别在大剧院上游什刹海北小石碑胡同、海淀区车道沟西南昆玉河段古高梁河故道和北下关长河湾小区的古高梁河沉积地层采集样品, 做了14C测年(表 2), 年代在3100— 2100 a BP之间。

上述数据除了6400± 1150 a BP的热释光测年样品外, 都采自古高梁河沉积地层的中上层, 综合测年结果来看, 至少可以肯定古高梁河在约4000 a BP就已经存在, 而它最初的形成时间有可能早到5000— 4000 a BP, 确切年代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它的结束时间应在西汉末至东汉初年。结合什刹海小石碑胡同的沉积环境的研究(马悦婷等, 2015), 可见古高梁河沉积约在2000— 1900 a BP左右已经由河流相逐渐向湖泊相转变, 到1820 a BP左右即东汉中期, 什刹海开始成湖。古高梁河结束与古高梁河故道中形成湖泊之间应有演变过程, 古高梁河的结束时间应在1820 a BP之前。

古高梁河作为永定河的干流或干流之一, 其规模虽然比不上古清河和古 水, 但仍称得上是当时北京小平原上的一条大河。地震地质会战的调查表明, 古高梁河的宽度一般在300, m左右, 在人民大会堂南侧的供电局至棋盘街一带, 河道宽度达到600, m(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 1978(①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1978.北京城区全新世埋藏河、湖、沟、坑的分布及演变.见: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办公室.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成果汇编(3), 83.))。我们在动物园一带调查发现, 古高梁河的北岸在极乐寺前, 南岸在西外大街北, 宽度超过600, m。

古高梁河沉积地层的埋藏深度由上游至中游逐渐加大, 其中在旧城区受到城市堆积层的叠加影响, 埋深最大。积水潭地铁线古高梁河砂层埋深约10, m(周昆叔等, 1978), 什刹海北岸小石碑胡同南段古高梁河砂层顶面埋深约8, m, 国家大剧院古高梁河砂层顶面埋深约为10, m, 砂层和砂砾石层厚2~3, m。其沉积物在上游河段以砂砾石层为主, 中游以含砾砂层和砂层为主, 下游以砂层为主, 北京旧城位于中游, 以含砾砂层和砂层为主。国家大剧院剖面显示的古高梁河底部埋深为12, m, 包括了部分砂层和砂砾石层。

总体来看, 古高梁河河床比古清河和古 水河床要小得多, 沉积物也要细一些, 这可能与它存在时间较短、水量较小、水动力较弱有关。因为在古高梁河存在的期间, 北京旧城西南部也有永定河的河道存在(岳升阳和苗水, 2008), 这势必会分散古高梁河的水量。

5 古高梁河与古蓟城选址的关系

古高梁河的存在, 必然会影响到北京城市的选址和变迁。永定河在石景山出山后, 受到老山、八宝山的阻挡和分流, 在八宝山东面的被水一面, 形成1条断断续续向东延伸的高地, 由八宝山一直伸展到亦庄。全新世中后期在这条高地两侧, 分布着古高梁河和古 水故道, 在古 水故道中有永定河的分支河道, 也有莲花池流出的洗马沟水, 它们汇流成为古蓟城南面的河道后, 与高梁河在马驹桥附近会合。在3000— 2000 a BP, 作为北京城前身的古蓟城, 就选址在这条两面临河的长形高地中段一处较为开阔的地段上(图 4)。

图4 古高梁河与古蓟城位置示意图Fig.4 Location of Paleo-Gaoliang River and ancient Ji City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提出, 太行山东麓的古代大道决定了北京城的选址, 古蓟城选址的具体地点与永定河畔的要津关系密切。由于当时人们尚未认识古高梁河, 因而侯先生的推测是以现代永定河位置为依据的。他假设, 由于永定河时常泛滥, 最初的聚落只能选址在距河较远的高地上, 以避水患(侯仁之, 1981), 于是选择蓟丘建设古蓟城。

今天我们知道古高梁河的出现早于古蓟城, 古蓟城不是远离大河的城市, 而是一座临永定河渡口兴建的城市。当然, 这一结论并没有否定侯先生的基本论点, 即古代交通道路对古蓟城起源的决定作用。正是由于古蓟城选址于古代大道的交通要津, 才使它没有像同时期的琉璃河燕国早期都城和易县燕下都那样被废弃, 而是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

6 讨论与结论

全新世永定河在老山、八宝山以北有过2次大变动, 第1次是10 000 a BP古清河的出现。改道地点在石景山东, 形成古清河与古 水之间的摆动, 第2次是5000— 4000 a BP古高梁河的出现, 与这2次变动对应的也有气候上的大波动(孔昭宸等, 1982), 影响到河流沉积的变化: 永定河在石景山东冲洪积扇顶端再次改道, 形成古高梁河与古 水故道之间的摆动。汉代是北京地区洪水频发的时期, 永定河的平稳状态被打破, 永定河向南摆动, 摆动的顶点由石景山附近下移至老山、八宝山以南的区域, 古高梁河沉积时期结束。

“ 古高梁河” 的名称是今人根据高梁河命名的, 它与古清河和古 水的命名方法相同。古高梁河是全新世中晚期形成的河流, 与晚更新世晚期流经北京旧城的“ 古金沟河” 不同, 这两条河流之间没有连续的河流过程, 河流方向和规模也不相同, 因此在研究中应将“ 古高梁河” 与“ 古金沟河” 区别开来, 用“ 古金沟河” 指称晚更新世晚期流经北京旧城的永定河, 用“ 古高梁河” 指称流经北京内城和亦庄地区的全新世永定河。

古高梁河是一条与北京城市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的河流, 它出现的时间早于古蓟城, 古蓟城是依古高梁河而建的。古蓟城南面的古 水故道中也有同时期的河道存在, 古蓟城选择于2条河流之间, 取二水夹一城之势。它在选址上与同时代的许多诸侯国都城一样, 遵循的是共同的选址原则。古蓟城是古高梁河边的城市, 是古代交通要津, 在这一点上, 侯仁之先生的分析依然是十分正确的。

作者声明没有竞争性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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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N L, Yang J C, Xu H P, Han M K, Ren M D, Li F T, Zheng G W. 1982. The Transmutation of Ancient river way of Yongding River before the Beijing Xisha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ectonic movement in Holocene. In: The Chinese Quaternary Research Committee. 3th Congress of Quaternary Period. Beijing: Science Press, 179-183] [文内引用:5]
14 徐海鹏, 徐建红, 王友泉, 祁庆国. 1994. 北京方庄地下古船的发现及其埋藏环境的研究.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30(2): 215-222.
[Xu H P, Xu J H, Wang Y Q, Qi Q G. 1994. The Burial environment of an ancient boat at Fangzhuang, East Beijing.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30(2): 215-222] [文内引用:1]
15 尹钧科, 吴文涛. 2005. 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 北京: 燕山出版社, 1-485.
[Yin J K, Wu W T. 2005. The Yongding River and Beijing in History. Beijing: Beijing Yanshan Press, 1-485] [文内引用:2]
16 岳升阳, 徐海鹏, 孙洪伟. 2001. 古蓟城地貌景观的演化. 水土保持研究, 8(2): 35-40.
[Yue S Y, Xu H P, Sun H W. 2001. Evolvement of geomorphologic land scape in ancient Ji City. Research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8(2): 35-40] [文内引用:1]
17 岳升阳, 苗水. 2008. 北京城南的唐代古河道. 北京社会科学, (3): 96-100.
[Yue S Y, Miao S. 2008. The ancient riverbeds of Tang Dynasty in souther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of Beijing, (3): 96-100] [文内引用:1]
18 岳升阳, 夏正楷, 徐海鹏. 2009. 海淀古镇环境变迁. 北京: 开明出版社, 17.
[Yue S Y, Xia Z K, Xu H P. 2009. The Environment Change of Ancient Towns in Haidian. Beijing: Kaiming Press, 17] [文内引用:1]
19 张青松. 1976. 水系变迁与新构造运动: 以北京平原地区为例. 见: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地理集刊10号(地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71-82.
[Zhang Q S. 1976. The water system change and the new tectonic movement, based on the Beijing plain. In: Institute of Geograph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ilijikan 10(geomorphology).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71-82]. [文内引用:1]
20 赵希涛. 1984. 北京平原30 000年来的古地理环境演变. 中国科学(B辑), (6): 544-553.
[Zhao X T. 1984. The change of paleo-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Beijing Plain since 30 000 years. Science in China(Series B: Chemistry), (6): 544-553] [文内引用:1]
21 周昆叔, 严复华, 梁秀龙, 叶永英. 1978. 北京平原第四纪晚期花粉分析及其意义. 地质科学, (1): 59.
[Zhou K S, Yan F H, Liang X L, Ye Y Y. 1978. Pollen analysis of late Quaternary in Beijing Plain and its significance. Scientia Geologica Sinca, (1): 59] [文内引用:1]
22 邹宝山, 何凡能. 1989. 全新世以来京津地区自然水体的变迁. 见: 侯仁之. 环境变迁研究(第二、三合辑).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32-42.
[Zou B S, He F N. 1989. Changes in natural water bodies in Beijing-Tianjin region Science the Holocene Epoch. In: Hou R Z. Environmental Change Studies, The Second and Third Volumes. Beijing: Yanshan Press, 32-42. [文内引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