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系指夹持于龙门山及龙泉山之间呈NE40° ~45° 展布的山间断陷盆地。其分别由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沱江及其支流等形成的冲积扇重叠连缀而成的复合冲积扇平原, 总面积约8400, km², 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平原。平原内四季分明, 日照少、气候温和, 降雨充沛, 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成都平原在地貌上分为平原主体和平原周边台地2部分。平原主体主要由冰水堆积扇状平原、冲洪积扇、河流一级阶地及漫滩等地貌单元组成。周边台地主要是由中、下更新统冰碛和冰水堆积组成的冰碛— 冰水台地(图 1)。平原内第四系堆积物西厚东薄, 坡度西陡东缓, 自冲洪积扇顶至扇体中部的坡降为25‰ ~35‰ , 海拔600, m等高线以下的坡降为5‰ , 新津、金堂地区坡度最小, 仅3‰ 左右(刘尚忠, 1990)。这种地理环境使得平原内水系格局较为特殊, 呈纺锤形。河流出山口后分成许多支流奔向平原, 而后岷江和沱江的支流又分别在新津、金堂汇合, 因此这2个区域也是成都平原主要的洪涝灾害区。

图 1

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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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成都平原地貌及遗址分布(据四川省地质局水文工程地质大队, 1981①; 修改)Fig.1 Landform and site distribution of the Chengdu Plain(modified from the Hydrogeological Engineering Geology Team of Sichuan Geological Bureau, 1981①)

成都平原第四系广泛发育, 成因类型多样。关于第四纪地层划分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梁斌等, 2014)。新生代以来青藏高原东南缘大幅抬升, 位于四川前陆盆地西缘的成都平原则不断下沉, 在其总体沉降过程中, 同时存在局部的不均衡抬升。根据这种差异抬升和沉降作用可以把成都平原第四系沉积物分为“ 埋藏型” 和“ 出露型” 2种类型。埋藏型沉积物多集中在平原拗陷区, 沉积厚度较大, 是狭义的成都平原。出露型沉积物多分布在沿岷江、古青衣江水系河谷各级阶地之上, 是原来的抬升区。由于岷江水系和古青衣江水系的岩性差别较大, 因此出露型沉积物又可按岷江水系和古青衣江水系分别划分, 详细地层划分情况见表 1。

表1

Table 1

表1(Table 1)

表1 成都平原晚更新世和全新世地层划分 Table 1 The Late Pleistocene and Holocene stratigraphic division in the Chengdu Plain

表1 成都平原晚更新世和全新世地层划分 Table 1 The Late Pleistocene and Holocene stratigraphic division in the Chengdu Plain

上述地貌条件也为古人在成都平原生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图 1可以看出, 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一些重要遗址多分布于成都平原腹地的冰水堆积扇状平原区, 这些区域在地貌和水源方面更适合古人生活。成都平原东南低、西北高, 山前地带与平原腹地坡降的变化使得河流流速降低, 从上游带来的大量冲积物沉积在平原腹地, 为农业种植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条件。冲积扇平原塑造的纺锤形河网为古人生活及农业种植提供了丰富的水源。河网远离岷江及沱江干流, 既有利于用水, 又能最大程度避免洪水侵袭, 而河网间相对高出的垄岗型台地则成为古人理想的栖息之地。

成都平原从相当于中原龙山时期到战国末期的先秦文化可以划分为接继发展的4大文化阶段, 即宝墩文化— 三星堆文化— 十二桥文化— 上汪家拐遗存(江章华等, 2002)。根据出土器物组合和¹⁴C测年数据, 宝墩文化年代范围大致可推定为4500— 3700 a BP。这一时期的典型遗址主要是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成都平原8座史前古城址群。三星堆文化年代上限与宝墩文化衔接, 结合器物特征, 其年代范围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第4期至殷墟二期(约3700— 3200 a BP), 目前所发现的三星堆文化时期遗存主要集中在三星堆遗址。十二桥文化的年代范围大致为商末周初— 春秋早期(约3200— 2600 a BP)。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遗址有指挥街、十二桥、方池街和金沙遗址等, 其中以十二桥遗址最典型, 延续时间最长, 公布的材料最多, 故命名为十二桥文化。上汪家拐遗存则属于晚期巴蜀文化, 主要以上汪家拐遗址下层和青羊宫遗址为代表, 大致时限为战国晚期至秦灭巴蜀, 这也是古蜀文明发展中的最后一个高峰期。近年来新发现的桂圆桥遗址(5100— 4600 a BP)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万娇和雷雨, 2013), 丰富了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序列。

1995年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成都平原先后发现了距今4— 5 ka的史前城址群, 其中包括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祟州双河古城、紫竹古城和大邑盐店古城、高山古城等8座古城址(黄明, 2013)。围绕这些古城的修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研究者也多有讨论(姜世碧, 2003; 陈云洪和颜劲松, 2004; 江章华等, 2009; 何锟宇和左志强, 2016)。

由于成都平原冲积扇地貌环境, 这些古城在选址时既受到地貌条件制约, 同时也充分利用了河流地貌的特点。通过对这些城址布局特征的梳理, 总结出以下规律: 第一, 这些史前城址多选择远离岷江干流的区域, 但同时又保证城址附近有支流存在, 这样既解决了古人用水问题, 又远离了大的水患。第二, 受地形制约, 成都平原河流上游近山地带多为近南北走向的河流, 而平原腹地河流多为西北— 东南走向。城址多顺河流地势而建, 与附近的河流走向保持一致, 这样可利用地势比降起到排水作用。第三, 从微地貌角度看, 这些古城址大都选择在平原冲积扇河流间的相对高地上, 以满足城址的防洪需求。总而言之,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出现与当时的地理环境应有很大关系, 城址位置的选择呈现出一定的避水和方便用水的考量。这种选址特点也与黄河流域一些早期城址在地形的选择方面有相似之处, 都是充分利用台地和河流, 既便于筑城又易于发挥城墙功能, 为古人生活提供便利(黄剑华, 2002),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古人对成都平原多水环境生活的适应和改造。

现代气候的观测证实, 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不是其长期平均状态, 而是短期极值(于世永等, 1999)。世界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大多经历过衰落, 气候突变在古代文明衰落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吴文祥等, 2009)。已有研究(施雅风等, 1992; 陈发虎等, 2001)表明, 中国全新世发生了一系列气候突变事件, 这些事件与全球多个不同区域所记录的气候事件(Bond et al., 1997)在时间上相吻合。

围绕成都平原中— 晚全新世气候环境与古蜀文明关系, 前人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 考古工作者就在成都指挥街遗址通过孢粉分析方法大致勾画出遗址所在地区大约3000, a以来自然环境变化的轮廓(罗二虎等, 1990)。指挥街遗址是成都平原较早运用孢粉分析方法研究古环境的遗址, 为后来多学科综合研究成都平原遗址与自然环境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后来研究者(何锟宇, 2007)对位于成都市区的十二桥商周遗址动植物遗存进行了研究, 并推测商周时期成都平原以温暖湿润的气候为主。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在成都平原商周时期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 对古蜀文化的研究意义重大。鉴于遗址的重要性, 该遗址在考古发掘的同时也开展了相关环境考古工作。尤其是对成都平原中— 晚全新世以来的古气候与古环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大部分的研究结果(表 2)表明, 成都平原中— 晚全新世以来气候整体温暖湿润, 其中有多次气候波动和降温事件发生。

表 2

Table2

表 2(Table2)

表 2 成都平原中— 晚全新世古气候研究成果概况 Table2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palaeoclimate of the Mid-Late Holocene of the Chengdu Plain 研究者 研究材料 研究方法 研究时限 主要结论 陈碧辉等, 2003 金沙遗址2001CQW、 T7908探方 地球化学 3000 a BP前后 广汉亚黏土层在变干趋势中形成 文星跃等, 2011 金沙遗址H2313灰坑 微量元素 3400 a BP以来 温暖湿润— 温暖潮湿— 温和偏干 罗虹等, 2007 金沙遗址IT6814探方 黏土矿物 4000 a BP以来 温凉偏干、温暖潮湿交替, 2500 a BP发生较为明显的快速降温 姚轶锋等, 2005 金沙遗址WT7908、IT8305探方 孢粉分析 3000 a BP以来 早、晚期均属亚热带温暖湿润气候, 晚期更加湿热, 气温及降水量更高 罗丽萍等, 2008 金沙遗址IT6814探方 孢粉分析 4000 a BP以来 3400 a BP及900 a BP出现变冷事件 罗丽萍等, 2007 金沙遗址IT6814探方 磁化率分析 4000 a BP以来 4000— 3380 a BP气候偏湿, 3380— 1700 a BP 气候条件相对湿热, 1700 a BP以来气候偏干冷 Jia 等, 2017 金沙遗址IT8007探方 地球化学、孢粉分析 4600 a BP以来 4600— 3700 a BP冷干, 3700— 2600 a BP冷干缓和, 2600 a BP以来温暖偏凉、略偏湿润, 3200 a BP前后气候变率增大

表 2 成都平原中— 晚全新世古气候研究成果概况 Table2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palaeoclimate of the Mid-Late Holocene of the Chengdu Plain

图 2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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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成都平原中— 晚全新世古环境沉积记录对比 a1-a3— 金沙遗址IT6814探方孢粉记录(罗丽萍等, 2008); b— 金沙遗址IT6814探方黏土矿物记录(罗虹等, 2007); c1-c2— 金沙遗址IT6814探方磁化率和粒度中值(罗丽萍等, 2007); d1-d2— 金沙遗址H2313灰坑沉积物微量元素记录(文星跃等, 2012)。年代数据均来源于金沙遗址IT6814探方, 据罗虹等(2007); 原文年代未校正, 文中采用校正后的年代数据Fig.2 Comparison of the Mid-Late Holocene paleoenvironmental sedimentary records in the Chengdu Plain

根据不同代用指标所反映的气候变化情况, 成都平原中— 晚全新世以来古气候变化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图 2)。这4个阶段的气候变化从早到晚虽有多次气候波动, 但整体上有从温暖湿润到偏凉干的变化趋势。但不同代用指标在同一阶段所反映的气候波动情况并不十分一致, 尤其在阶段①(约4200— 3600 a BP)期间。阶段①孢粉分析结果显示草本和木本植物呈逐渐减少趋势, 蕨类植物迅速增多, 说明气候变得更加温暖湿润。粒度和磁化率的结果显示该阶段水动力较强, 河流比较发育, 推测气候偏湿润。这一阶段伊利石和绿泥石含量处于整个剖面的相对高值, 而伊利石一般形成于干冷的气候环境条件, 气候干燥、淋滤作用弱对伊利石的形成和保存有利。绿泥石一般只能在化学风化作用受抑制的地区(如冰川或干旱的地表)存在(洪汉烈等, 2007)。黏土矿物的证据表明阶段①气候温凉、偏干, 少雨。而据Jia等(2017)的研究, 4600— 3700 a BP期间成都平原则为冷干的气候环境, 这与前2种代用指标所反映的气候变化并不一致。这一现象可能与不同代用指标的记录分辨率差异及测年误差有关。解决上述问题还有待于更高分辨率和更多区域的古气候研究成果。

成都平原是由岷江水系与沱江水系沉积而成的冲积扇平原, 由于其特殊的地貌格局及水系展布形式, 极易发生洪涝灾害(刘尚忠, 1990)。另外, 由于成都平原地处龙门山推覆构造带与龙泉山褶断带之间(梁斌等, 2014), 而这2个构造带则是地震多发区, 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的地震(贾天骄, 2016), 因此, 成都平原灾变事件的研究多集中在古洪水和古地震方面。

古人在成都平原筑城选址时已考虑到防洪避水的因素, 而在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多处与洪水有关的现象。十二桥遗址所发现的木结构建筑的废弃推测与洪水有关, 且在地层中发现洪水冲积层(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 1987); 在方池街和指挥街遗址还发现了商周时期疑似防洪使用的工具(四川大学博物馆和成都市博物馆, 1987; 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3), 而最近在温江红桥村遗址则发现了宝墩文化晚期的防洪水利设施, 使得蜀人治水的年代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6^①)。

研究者在宝墩遗址和金沙遗址也找到了相关古洪水的证据。宝墩遗址古河道的沉积学证据表明该遗址的确存在过古洪水, 并对宝墩古城有着重要影响(黄明, 2013)。金沙遗址地层沉积物的多种环境代用指标研究结果显示4600— 3700 a BP期间以及3200 a BP前后是成都平原的古洪水频发期(Jia et al., 2017)。但无论是宝墩遗址还是金沙遗址, 其古洪水地层均是在古河道内发现的, 而在古人生活区并没有发现大面积古洪水遗迹, 事实上在其他遗址中所发现的古洪水遗迹也不多。江章华(2015)对35处宝墩文化时期的地层进行梳理研究后发现, 仅有4处宝墩文化地层中发现有间歇层, 这4处间歇层均分布在宝墩文化四期, 因此推测洪水有可能发生在宝墩文化四期, 这与前述所发现的古洪水证据的时段较为吻合。目前还不能确认上述现象是因为成都平原先秦时期没有发生过区域性大洪水还是后期人类活动破坏了早期的洪水遗迹。

古地震也是影响史前文明发展的自然灾害。夏正楷等(2003)对青海喇家遗址的研究认为在3650— 2750 a BP前后发生的地震和异常洪水导致喇家遗址的毁灭。目前在成都平原尚未发现类似于喇家遗址的古地震遗迹。由于成都平原发生的地震多为波及地震(刘顺, 2008), 加之砂卵石层对地震波的减弱作用, 推测龙门山地区在古代虽地震频发, 但对成都平原的直接影响应该不大。但不能排除岷江上游地震所引起的次生灾害会对古蜀文明造成影响, 如1933年叠溪大地震引发的次生水灾就对川西及成都平原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李德英和高松, 2010)。范念念等(2010)从地貌学的角度研究认为, 发生在1099 BC的地震引起山崩、滑坡堵江, 进而引起岷江改道, 并导致三星堆文明的消亡和金沙文明的传承, 以及杜宇时代的严重水灾。朱诚等(2015)认为该观点尚缺乏岩石地貌学和沉积学证据, 并提出三星堆文明的衰亡很可能与三星堆遗址下游金堂峡水道的堵塞导致三星堆容易遭受洪水灾害有关。但该观点目前也缺乏强有力的沉积学证据支撑, 还需要对三星堆遗址至金堂峡一线开展更多调查和研究工作。

近年来, 随着成都平原史前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 环境考古的研究对象也从典型遗址逐渐扩展到整个成都平原的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笔者根据历年来公开发表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对成都平原151处先秦时期遗址点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其中宝墩文化时期的遗址点共有52处, 三星堆文化时期的遗址点共有5处, 十二桥文化时期遗址点共有79处, 春秋战国时期遗址点共有20处。利用ArcGIS软件展现上述遗址点时空分布情况发现, 不同阶段遗址的空间分布有一些规律性的特点(图 3)。以8座史前古城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一、二期(约4500— 4000 a BP)遗址多分布在平原西南部山前地带, 而到了宝墩文化三、四期(约4000— 3700 a BP)遗址多分布在平原腹地。三星堆文化时期的聚落目前发现的较少, 且大多分布在沱江流域, 岷江流域基本没有发现三星堆文化聚落。到了十二桥文化时期平原腹地又开始出现大量聚落, 春秋战国时期发现的遗址有所减少, 且多以墓葬为主。

图 3

Fi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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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成都平原先秦时期遗址分布Fig.3 Distribution of the Pre-Qin Period sites in the Chengdu Plain

江章华(2015)认为上述不同时期聚落变迁情况应与当时的环境和生业模式等因素有关。宝墩文化早期由于长江中游稻作农业的传入, 古蜀先民从山前地带逐渐向平原腹地迁徙以适应多水环境。三星堆文化时期可能由于岷江水系洪水较多, 淹没了位于较低海拔的稻田从而导致聚落减少。而到了十二桥文化时期, 可能是由于洪水减少和古人治水能力的提高, 聚落开始大量增加。而春秋战国时期遗址减少的原因可能与秦汉时期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对遗址的破坏有关。Zeng等(2015)认为季风的减弱、气候的不稳定、突发性的洪水以及稻作农业的传入等综合因素对宝墩文化早期古人生业模式的改变和聚落迁徙影响很大, 而古人正是在不断适应气候变化的生存策略中走向成都平原腹地的。通过ArcGIS的空间分析和统计功能对成都平原先秦时期200多处遗址点的空间分析结果表明, 成都平原先秦时期人们在活动空间的选择上呈现一定的避水现象, 洪水是影响古人活动空间选择的主要因素, 水是塑造和形成成都平原现代地貌的最重要的自然营力(王涛, 2015)。而从上述讨论中也可看出无论是从气候变化、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角度还是生业模式的转变, 水在成都平原先秦人地关系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此, 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注重与水有关的河流地貌过程的研究, 以此为突破点探讨古代人地关系。

总体来讲, 成都平原环境考古研究经历了3个阶段。第1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 随着一批重要遗址的发现, 开始从考古发现中探讨自然环境与古蜀先民的关系。如前文所述, 围绕着宝墩文化时期古城址群的选址与成都平原自然环境关系的讨论。这一时期一些重要遗址中, 如方池街和指挥街遗址中发现的疑似防洪工具以及十二桥遗址中木结构建筑废弃原因等也引起学者对成都平原古洪水的讨论。这一阶段环境考古研究的参与者主要是考古学家, 另外也有一些自然科学家从古气候的角度讨论成都平原人地关系, 孢粉学的手段也开始应用到古环境研究中。但总体来讲, 这一阶段的环境考古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史前古城址和古洪水遗迹讨论人地关系, 研究手段也较为单一。

第2阶段大致本世纪前10年, 这一阶段成都平原环境考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围绕金沙遗址地层讨论全新世气候与古蜀文明关系。自然科学方法大量引入、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环境考古研究的一大亮点。以金沙遗址的发现和宝墩遗址的再发掘为基础, 地貌学、沉积学、地球化学、孢粉分析, 动植物考古等古环境分析方法被逐渐运用到成都平原中全新世以来古气候和古洪水的研究中。

第3阶段大致是2010年以来, 这一阶段成都平原环境考古工作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转变。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 环境考古研究内容不断扩展, 已由单个遗址扩展至整个平原的人地关系综合研究, 呈现出由点到面的转变。研究内容也更加深入, 关于古气候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关注古气候波动与人群迁徙的简单因果关系, 更注重气候波动的背景研究以及这种波动对降水、农业种植和聚落变迁的影响, 进而综合分析气候突变与史前先民的适应性。这一阶段新的技术方法也不断应用。地理信息技术逐渐应用于先秦遗址的时空演变研究; 在缺乏理想测年物质的地层中通过提取孢粉浓缩物和植物残体样品进行AMS¹⁴C测年(贾天骄, 2016)也提高了地层年代序列的可信度。

经过上述3个阶段的发展, 成都平原环境考古研究在古气候与古蜀文化发展、灾变事件研究以及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果。但上述领域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缺乏更高分辨率古气候研究; 农业发展、传播与气候环境关系仍不清楚; 灾变事件与古蜀文明兴衰耦合关系的研究仍需加强。鉴于成都平原冲积扇地貌环境特点, 还应加强聚落环境考古研究, 尤其是河流地貌演化与聚落变迁、生业模式的关系研究。

3.2.1 高分辨率古气候重建

古环境重建是环境考古的基本内容之一, 是研究过去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前提(Li, 2013)。目前成都平原古环境重建研究仅限于古气候方面, 且研究材料多来源于金沙遗址考古地层, 研究区域较为单一。高分辨率古环境重建依赖于定年手段, 成都平原中— 晚全新世古气候研究中的测年数据较少, 且大都来源于金沙遗址同一个探方。囿于研究区域及定年精度的限制, 古气候研究的分辨率普遍不高。由于在平原内很难找到天然泥炭或湖泊沉积物等研究载体, 而在平原周边则有多处天然山地泥炭区域。前人利用花粉— 气候因子转换函数的方法重建了中国北方和神农架大九湖区域的古气候(宋长青等, 1997; 朱诚等, 2008)。因此可通过对平原周边山地泥炭高分辨率古环境记录的研究建立平原周边与成都平原的花粉— 气候因子转换函数, 同时加强与西南地区石笋、冰芯、泥炭及湖泊沉积物等多指标的环境记录的对比研究, 进而重建成都平原全新世以来高分辨率古气候记录。

3.2.2 灾变事件与古蜀文明兴衰的耦合关系

成都平原虽然发现了诸多与洪水和治水有关的遗迹, 但大多数古洪水的证据是在古河道内发现的, 聚落中存在古洪水的证据较少。江章华(2015)认为, 当时的洪水基本没有淹没古人所居住的阶地, 但很可能淹没了位于较低海拔的稻田。岷江水系冲积扇没有三星堆文化聚落很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岷江流域洪水频发而淹没稻田, 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植物考古研究证据表明, 在宝墩文化早期古蜀先民的饮食结构已经以水稻为主了(姜铭等, 2011)。但成都平原目前尚未发现先秦时期的古水稻田遗迹, 今后需要重点对遗址区附近的低阶地和河漫滩等区域进行调查研究, 尝试找到古水稻田的可能位置, 进而研究洪水对古蜀时期农业种植的影响。

此外, 还应加强降温事件与古洪水及古蜀文明兴衰内在机制的相关研究。气候突变事件在不同区域产生的环境效应与社会效应可能并不相同。一些研究结果表明降温伴随干旱或洪涝通过降低土地承载力, 可以摧毁一些地区文明社会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基础, 导致人群迁徙或文明中断(张芸等, 2001; 吴文祥等, 2009)。目前成都平原所发现的古洪水证据多集中在宝墩文化晚期, 这是否与4000 a BP左右所发生的降温事件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2.3 加强聚落环境考古研究

严文明(2010)指出聚落考古就是以聚落为对象, 研究其具体形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形态, 进而研究聚落形态的演变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轨迹。而聚落形态也与它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聚落考古往往要与环境考古相结合, 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成都平原先秦时期不同时空框架下聚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不尽相同。目前已有学者通过ArcGIS软件从遗址海拔、距河流远近、土壤, 地貌等角度对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遗址进行了空间分析, 探讨了不同阶段古人空间活动的选择规律(王涛, 2015)。这些规律是古人选择聚居地所表现出来的共性, 但具体到某一个或某一区域聚落形态因自然环境的复杂性也会表现出许多个性的特点。因此, 在注重区域大尺度(整个成都平原)环境考古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小流域(如西河、江安河等)聚落的环境考古调查与研究工作。

在区域古气候、古地貌研究的同时也要关注微地貌和微环境变化对聚落形态及聚落变迁的影响。由于流水地貌的原因, 河道改道频繁, 加之历史时期以来人类活动对地貌的改造较大, 成都平原古地貌变化与聚落变迁之间的关系一直不清楚。近年来, 考古人员围绕新津宝墩遗址开展了一系列的古环境调查工作, 对遗址区的沉积特征、古河道及地貌有了初步了解(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津县文管所, 2011), 但宝墩文化时期人类活动、聚落变迁与地貌、河流之间的关系仍不清楚。成都平原河网密布, 河流地貌演化深刻地影响着该区域的土地资源状况及水土条件, 而这些因素又与聚落选址、生业模式息息相关。因此, 今后还需要在宝墩遗址、高山古城遗址等典型聚落开展更多侧重地貌与河流演化、生业模式等因素与聚落变迁关系的多学科研究, 探索出一条适合成都平原地区的聚落环境考古模式。

3.2.4 加强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应用

20世纪末地理信息系统(GIS)开始引入国内考古学领域, 目前这一技术在国内外聚落环境考古研究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刘建国, 2007; 毕硕本等, 2008)。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 从宏观空间层面分析人类活动及其与自然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 已经成为现代环境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成都平原近几年在系统的野外调查基础上运用GIS技术也开展了相关工作。2012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过GIS技术对大邑高山古城进行空间分析并结合前期钻探成果, 初步了解高山古城的古地貌及水文特征(周志清等, 2015)。但总体上讲, 成都平原地理信息系统与环境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案例还较少, 且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相对单一。目前基于3S技术对史前人地关系的定量和模拟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李开封等, 2015), 并已被成功应用到史前土地利用模式(Morehart, 2012; 王琳等, 2014)以及人口— 耕地关系(侯光良等, 2013)等方面的研究中, 定量化和模型化研究史前人地关系也将是未来成都平原环境考古工作的重点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