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 蝗灾数据

研究数据源于安徽全省可考文献, 力图全面详细地掌握蝗灾记录, 数据涉及明史、清史稿、明清实录和各方志资料以及整编资料《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陈高傭, 1939)、《中国蝗灾史》(章义和, 2008)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张德二, 2013)。首先从各种文献中提取蝗灾记录, 并进行整理、校勘和剔除重复记录, 进而建立安徽历史蝗灾数据库。该数据库涉及蝗灾发生时间(包括年份、季节和日期)、县域、灾情、其他灾害和出处等项目, 记录以时间“ 年” 为序进行排列, 经处理后获得672条蝗灾记录。就资料来源而言, 有98%(共658条)数据源于各县(州)志资料, 2%(共14条)的记录源于明史、清史稿和实录等史籍。因此, 研究区内绝大部分记录可判断其县(州)级单位。鉴于古代政区沿革中, 高层政区变动幅度较大, 统县政区次之, 而县一级政区较稳定, 文中以“ 县” 作为基本的空间单位, 统一参考《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张德二, 2013)中使用的今地名代指其古代的治所和大致范围。最后, 确立以“ 年” 和“ 县” 为时空单位建立历史蝗灾数据库。

2.1.2 饥荒数据

饥荒一般是指由于农作物歉收或者绝收, 致使百姓因粮食短缺而挨饿的现象。史料中常用“ 人饥” 、“ 大饥” 、“ 饿殍载道” 、“ 饿死无算” 、“ 人相食” 和“ 父子相食” 等描述饥荒现象。明清时期安徽境内的饥荒数据源于整编资料《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陈高傭, 1939)、《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编纂组, 1988)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张德二, 2013), 3类资料相互补充; 统计史料中饥荒的年份、县域信息情况, 并对数据进行校勘和整理。其中史料记录中出现古地名时, 参考《明代政区沿革综表》和《清代政区沿革综表》(牛平汉, 1990, 1997)将其古地名对应于当代安徽地图上。经统计安徽出现饥荒的年份有280ia, 获得896条饥荒记录。

2.1.3 疫灾数据

疫灾是指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所致的灾害。历史时期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 疫灾种类繁多, 如疟疾、麻疹、鼠疫、霍乱和天花等, 由于其极强的传染性、流行性, 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文献常有“ 疫” 、“ 疾疫大作” 、“ 蝗生, 大饥, 继以疫, 民死甚众” 等疫灾记载。

疫灾数据源于整编资料《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陈高傭, 1939)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张德二, 2013), 据此统计文献中疫灾出现的年份、县域信息情况。根据整理安徽出现疫灾的年份有104ia, 总计324条疫灾记录。

2.1.4 米价数据

明清时期, 安徽地区是重要农业区、全国粮食供应基地之一, 农贸产品交易发达, 其经济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明清时期, 安徽地区一直是重要的农耕区, 稻、麦、高粱、粟秫等农作物广泛种植, 在淮河、长江支流及沿岸地区水稻普遍种植(王社教, 1999)。明清时期, 稻米在全国的流通商品总值中约占40%的比重, 其价格的波动反映了市场供需信息(吴承明, 2001)。鉴于稻米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 古人十分注重粮食价格的调查, 尤其清时期十分注重收集米价信息。作者选取米价数据与蝗灾序列进行对比, 其中米价数据源于彭信威(2007)整理的明清时期全国范围的米价数据。

2.2.1 序列构建

在社会危机或历史灾害研究中, 通过构建序列以考察其动态演变特征的方法应用广泛, 如“ 疫灾” 序列(龚胜生, 2003), 历史财政等级序列(Wei et al., 2015)以及历史农业丰歉序列(Yin et al., 2015)等。

1)蝗灾序列。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 作者首先统计每10ia内蝗灾出现的次数, 称作“ 蝗灾频次” ; 每1ia内受灾的县域数, 称为“ 蝗灾县次” 。然后分别构建10ia尺度上的蝗灾频次序列与1ia尺度上的蝗灾县次序列。其中, 频次序列的波动变化反映了蝗灾的频发程度, 县次序列则反映历年蝗灾规模和影响范围的差异。

2)饥荒序列。饥荒序列的建立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滕静超等, 2014), 用“ 年饥荒县数” 即一定范围内当年发生饥荒的县域数量以构建1 a尺度上的饥荒县次序列, 反映明清时期安徽饥荒的波动状况。例如, 1659年安徽境内4县域记载饥荒的发生, 则1659年的饥荒县数记为4。

3)疫灾序列。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龚胜生, 2003; 程杨等, 2009), 统计历年饥荒县域的数量, 构建1ia尺度上的饥荒县次序列, 反映明清时期安徽疫灾的流行情况, 某年份内疫灾序列数值越多, 说明疫病受灾规模越大。

2.2.2 用蝗灾指数反映蝗灾空间分布

以往研究中, 蝗灾的空间分布常用各县域的“ 累计频次” 来表达(李钢等, 2015), 由于蝗灾“ 累计频次” 仅仅能反映蝗灾发生的频繁程度, 缺少蝗灾强烈程度的信息。因此文中构建各县域的“ 蝗灾等级× 频次” 的综合指标(式1), 即县域的蝗灾指数(Locust Index, 简称L值), L值既包含蝗灾高— 低频数的区域分异, 同时又含有蝗灾危害等级的属性。其中, 对于蝗灾等级的划分综合了蝗灾持续时间、对农作物的破坏程度以及对人类的影响(饥荒程度、政府及民间应对措施), 把蝗灾危害程度分为4个等级, 对蝗灾等级的定义见表 1。

表 1

Table 1

表 1(Table 1)

表 1 历史蝗灾等级综合划分标准 Table 1 Division standard of historical locust plague grade 等级 分类定义 史料示例 Ⅰ 级蝗灾 当年县域内发生的1代或2代蝗虫, 蝗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小(能收八九成) “ 有蝗, 蝗生, 蝻生, 有蝗自死, 不害稼、不为灾” Ⅱ 级蝗灾 蝗灾当年发生2代蝗或1代轻微蝗灾, 没有迁飞扩散, 对农业生产有危害, 但在可控范围内, 一般没有特别的灾情说明 “ 蝗, 蝗害稼, 蝗食禾” Ⅲ 级蝗灾 蝗灾当年发生2代或连年较大蝗灾, 有迁飞扩散, 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破坏, 灾区生产难以恢复, 一般有较多的灾情介绍 “ 大蝗, 禾稼大伤” 、“ 飞蝗蔽天” 、“ 蝗蝻遍野” Ⅳ 级蝗灾 蝗灾当年发生两代或连年特大蝗灾, 频繁迁飞扩散, 对农业生产(绝收或仅余一二成)有严重影响, 人出现严重饥荒以至于人相食, 一般有大量详细的灾情描述 “ 大蝗, 人相食, 饿殍载道” 、“ 旱蝗, 大饥, 斗米千钱, 人至相食”

表 1 历史蝗灾等级综合划分标准 Table 1 Division standard of historical locust plague grade

对于特殊情况的处理, 当同一县域有多个记录的情况下, 高分辨率的记录优先于的分辨率的记录; 若出现的多条记录灾情描述不同时, 以多数的史料描述为主。为避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通常都由文字功底扎实和史料经验丰富的研究者, 根据统一标准对简短的历史记录文字判读得到。蝗灾指数的公式:

L=∑i=14DiFi(1)

(1)式中 L为蝗灾指数; Di为蝗灾等级(i=1, 2…4); F(F∈R)为某一县域发生的不同等级的蝗灾频次。最后运用ArcGIS10.0软件实现安徽各县域L值的绘制。

统计1368— 1911年安徽蝗灾频次和县次, 构建的10 a蝗灾频次序列和1 a蝗灾县次序列(图 2-A, 2-B)。研究期内, 蝗灾频次序列中共有181个蝗灾年, 平均每10ia有3.2个蝗灾年, 频次最高的为9个蝗灾年, 出现在1610年代。蝗灾县次序列显示, 县次最高的为22个县, 出现在1641年, 县次累计共653个, 平均每年约3.6个县发生蝗灾。11点滑动平均曲线(图2-B)显示, 1528— 1532年、1616— 1618年、1638— 1642年、1671— 1672年和1856— 1859年蝗灾县次出现5次峰值, 说明5个时段内受灾区波及范围较广, 即蝗灾大规模暴发的时期, 特别是1640— 1641年、1667年、1671— 1672年和1856年蝗灾县数最多, 均在15个县次以上。

图 2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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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明清时期(1368— 1911年)安徽省10 a蝗灾频次序列(A)、1 a蝗灾县次序列(B)、饥荒序列(C)、疫灾序列(D)和米价指数(E)Fig.2 10 a locust plague frequency(A), 1 a frequency of the counties suffered locust plague(B), famine(C), epidemic disaster(D), and rice prices index (E) in Anhui Province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1368-1911 AD)

蝗灾大范围暴发与气候背景存在密切联系, 其中1528— 1532年和1638— 1642年的蝗灾暴发, 同一时期东部地区发生重大干旱事件(1527— 1529年和1634— 1641年)(张德二, 2004); 1671— 1672年和1856— 1859年蝗灾发生时安徽淮河流域出现连续的旱灾(满志敏, 1997)。在自然环境方面, 安徽境内河流、湖泊等水系众多, 由于长期的干旱导致安徽及周边地区大量的河、湖和积水洼地干涸, 形成大片的荒滩, 为蝗虫产卵提供了良好的生境。就蝗虫本身习性而言, 飞虫是一种无真正滞育性的昆虫, 即无法通过延迟发育以适应外在环境的负向影响, 干旱则往往迫使蝗虫由源地向外迁移和扩散以维持种群繁衍, 其后果是蝗灾区域随蝗虫迁飞而扩大, 出现蝗灾范围大小的年际波动(满志敏, 1997)。蝗灾暴发除受自然因素影响外, 也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有关联, 1615— 1617年、1635— 1641年、1671— 1672年和1856年间分别处于明末清初和清朝后期, 战乱频发, 社会不稳定导致政府救灾和应对灾荒能力十分有限, 难以高效的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灭蝗和救灾。1700— 1780年间, 尽管个别年份出现县次小高峰, 但蝗灾尚未形成连续大规模暴发的情况, 可能原因在于该时段处于清代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时期, 政府及民间组织可以集中物力人力积极进行灭蝗, 飞蝗未形成大范围的危害。

有研究指出1528— 1529年、1615— 1617年和1635— 1641年黄淮海平原地区出现蝗灾大暴发事件(满志敏, 1997), 闵宗殿(2004)对清代苏皖浙地区蝗灾的研究强调1671— 1672年和1856年的蝗灾是苏皖浙三省最为严重的2次蝗灾事件, 因此安徽境内蝗灾大规模暴发时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跨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明清两代对比显示, 明代有76个蝗灾年, 平均3.6 a一遇, 累计309个受灾县次; 清代105个蝗灾年, 平均2.5 a一遇, 累计344个受灾县次, 清代蝗灾发生频率明显高于明代。

从明清时期安徽蝗灾指数(L值)空间分布(图 3)可以看出, L值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分异特征。长江以北的江淮和淮北地区L值较高, 如宿县、六安县、萧县、泗县、五河县、合肥和来安县等L值高达47以上, 说明该区域蝗灾发生频次较多且危害较深; 而长江以南的江南地区L值整体较低, 大部分L值在0— 10之间, 即蝗灾频次低且危害较小。

图 3

Fi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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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明清时期(1368— 1911年)安徽蝗灾L值空间分布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 value of locust plague in Anhui Province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1368— 1911 AD)

L值的空间差异取决于蝗灾频次及强烈程度, 从自然环境和区域开发历程上看, 淮河、长江河流横贯安徽境内, 自南宋以来, 黄河长期夺淮入黄, 对淮河及支流水系造成干扰, 水系变得错综复杂, 加之安徽地区气候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降水季节变率大, 水旱灾害频发, 由于飞蝗具有“ 亲水性” 和蝗区“ 水缘性” 特征(李钢等, 2017), 在沿河、洼地、滨湖和滞水地区往往成为蝗虫繁殖的栖息地, 尤其蝗虫大发时由此向外围地区迁移扩散成为虫源区(闵宗殿, 2004)。而随着唐宋以来长江下游地区城镇和人口增加, 农业发展, 特别是清代中叶以后, 人地矛盾突出, 土地过度开垦, 导致生态环境脆弱, 水土流失严重(巴兆祥, 1999), 流域内森林的减少和小气候的变化使飞蝗有适宜的栖息活动场所与繁殖隙地, 同时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也减少了蝗虫天敌滋生的场所, 导致蝗害加剧。而长江以南地区为山区, 土地难以开发利用, 耕地面积少, 人口稀疏。同时, 山区受夏季风影响多地形雨, 降水量比同纬度平原地区多, 不利于蝗虫发育和产卵。由于蝗虫适宜生活在200m以下平原地区的低洼地带, 个别散居型飞蝗也会迁飞到100m左右的山区(陈永林, 2007), 地形因子也限制了蝗虫过多繁殖。因此, 安徽境内长江以北地区州县蝗灾频发, 危害更为严重, 而南部地区蝗害并不突出。

安徽蝗灾县次序列(图 2-B)与饥荒序列(图 2-C)对比结果显示, 饥荒与蝗灾同时出现的年份有110ia, 占饥荒年总数的39.28%, 占蝗灾年总数的60.43%, 说明在蝗灾发生年中有超过半数的年份会出现粮食短缺、百姓饥馑的现象。从饥荒县次数量的波动变化情况(图 2-C)上看, 1460— 1470年、1505— 1510年、1635— 1644年、1670— 1680年、1705— 1715年和1855— 1865年蝗灾与饥荒县次高低变化具有同期性, 说明蝗灾与饥荒县次之间存在一定对应关系, 即某些蝗灾大范围发生时, 同期也出现大范围饥荒现象。

根据文中对蝗灾发生季节和月份的记录统计显示, 92%的蝗灾出现在三至九月份, 这既是粮食作物的生长、成熟和收获的时段, 也是蝗虫的生长周期。由于飞蝗具有繁殖速度快, 生殖后代多、食性广、适量大和扩散迁飞能力强等生理学特性, 蝗虫极易由虫源地向外迁飞和扩散, 导致受灾范围扩大。在史料文献中常用“ 食苗尽” 、“ 田无遗穗” 、“ 飞蝗食稻过半” 和“ 禾麦尽空” 等词汇记录蝗灾对农作物的破坏程度。因此, 在安徽境内出现的5次大规模蝗灾时段(1528— 1532年、1616— 1618年、1638— 1642年、1667— 1672年和1856— 1857年), 蝗灾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 威胁到粮食的产量、生产的稳定性, 导致粮食供给短缺, 发生饥荒现象, 在粮食的消费层次上出现不安全状况。

需要指出的是, 两者之间的波动变化也存在部分差异, 可能的原因在于某些蝗灾发生年, 政府或民间团体及时进行赈灾、施粥等一系列救助活动, 导致饥荒范围和程度降低。

首先, 将安徽蝗灾县次序列(图 2-B)与疫灾序列(图 2-D)对比, 结果显示蝗灾与疫灾同时出现的年份有41 a, 占疫灾发生年份的39.42%; 1640— 1642年、1706— 1711年和1860— 1862年间疫灾与蝗灾县次呈现良好的对应关系。其次, 考察疫灾与饥荒之间的关系, 作者将饥荒与疫灾县次记录进行对比, 如图 2-C、2-D所示。根据统计, 疫灾与饥荒同时发生的有80ia, 占疫灾年的76.92%, 即在饥荒出现的年份中, 有超过7成的年份出现了瘟疫暴发的现象, 饥荒对疫灾影响更为直接。从两者县次数量的波动变化上看, 1523— 1524年、1640— 1642年、1707— 1709年、1756年、1786年、1833年和1862年间饥荒、疫灾均大范围暴发, 两者之间呈现良好对应关系, 即饥荒与疫灾序列之间有着较高的同期性特征。

相比之下, 蝗灾与疫灾序列时间尺度上的对应关系不明显。可能的解释是蝗灾的规模大小影响着疫灾的发生。从图 2-B至2-D之间的对比以及数据统计显示, 蝗灾、饥荒与疫灾同年份的有33ia, 其中有23ia(占蝗灾、饥荒和疫灾同时出现年份的70.00%)集中出现在蝗灾高峰期或次高峰期的1528— 1530年、1637— 1643年、1680— 1686年和1856— 1864年间。当蝗灾大范围发生时, 引发严重饥荒现象, 同时可能引发疫灾。其原因在于, 古代中国粮食供给与安全对公众健康有着重要影响, 长期缺少食物、营养不良和身体免疫力下降, 使得人类更容易受疾病的侵害。此外, 饥荒引发人口大量死亡, 如果尸体未能及时处理, 污染水源、食物等, 导致流行病传播的可能性增大; 同时, 饥荒也促进了区域间人口流动, 随着灾区百姓向外求食, 疫区范围则可能会扩大。因此, 蝗灾无法对疫灾暴发产生直接影响, 而是通过饥荒这个关键环节进行传递, 间接促成疫灾的形成, 形成“ 蝗灾— 饥荒— 瘟疫” 灾害链。而蝗灾发生规模较小时, 饥荒程度较低, 加之政府和社会团体的救助, 瘟疫流行物理条件随之弱化, 疫灾出现的可能性降低。

蝗灾县次序列(图 2-B)与米价指数(图 2-E)对比显示, 其中1635— 1650年、1670— 1680年和1855— 1865年范围内, 蝗灾县次序列与米价指数的存在较为明显的对应关系。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显示(满志敏, 1997; 闵宗殿, 2004), 以上3个时段对应着全国性或跨区域性的蝗灾事件, 大范围且持续多年的蝗灾暴发引发农作物歉收、农业生产缩减, 进而导致人均粮食供给的减少, 直接引发粮食价格上涨, 甚至出现饥荒。古代社会, 粮价上涨往往会对社会经济稳定性产生威胁。此外, 在方志资料中有诸多蝗灾发生后米价暴涨的记载, 如“ 八月飞蝗蔽天, 民大饥疫, 斗米千钱, 死者日以数百计, 人相残食” , “ 秋旱蝗, 米价腾贵, 饥疾, 殍道者无算” 和“ 旱蝗, 大饥, 斗米千钱, 人至相食” 等。因此, 极端的蝗灾事件对米价上涨的作用较为明显, 是引发粮价短时间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极端蝗灾通过限制了人力、物质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 多方面强化了蝗灾的消极影响。此外, 农业结构的变化、人口波动、耕地增减、战争、政府政策商贸水平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均有可能引发稻米价格的波动。

不同的社会阶层对蝗灾的响应方式有所差异, 其中社会阶层主要涉及中央层面、地方政府和基层群众。救助行动主要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发起实施。中央层面往往会通过行政性手段进行救灾, 如停征、蠲免和赈济进行救灾, 即通过免除百姓一定的钱粮赋税、徭役或发放粮食, 减轻百姓负担, 以达到“ 活民” 的目的。其中, 政府通过粮食的赈济行为主要发生在1671— 1672年和1856— 1859年2次蝗灾事件期间。例如1671年, 《泗州志》(清乾隆五十三年)记载“ 夏大旱, 秋蝗, 民食树皮, 停征本年丁粮之半, 发江南正赋银六千四百五十四两, 赈泗、盱” , 政府通过对灾区发放救济粮以缓解地区饥荒的状态。

地方政府对救灾和灭蝗活动也起到关键的作用, 地方官员的态度和措施会影响到救灾的效果。明清时期地方官员常组织官民协捕或用粮食激励百姓捕蝗等措施, 以保证农作物的收成; 如1672年《宿州志》(清光绪五十年)记载“ ……秋蝗踵至, 扑地弥天, 焚捕之, 民获有秋” ; 或主动向中央请求赈灾和救济, 以安抚百姓。例如: 1679年《泗州志》(清乾隆五十三年)记载“ 泗大旱, 蝗食禾尽……请赈” , 使泗县地区的饥荒状况得到缓解。1875年《重修安徽通志》记载“ ……皖南各属秋禾被旱、被蝗、被扰勘不成灾, 请分别缓征钱粮一揩” 。清政府通过皖南各地区减缓征粮缓解了当年因旱蝗灾害导致的灾情。

基层群众是蝗灾的直接受害者, 其应对方式可分为3类: 等待救济、逃亡和社会暴乱。自然灾害往往会威胁个体粮食供给与消费状况, 当地方救灾未满足灾民需求时, 饥民往往向外扩乞食, 甚至转变为流民(阎守诚, 2003)。方志资料中有大量关于“ 民多逃亡” 和“ 民居逃散几尽” 记载, 例如1616年《天长县志》记载“ 自四月至八月不雨, 禾菽枯死, 蝗生, 民多逃亡” 。饥民迁移的记载主要出现在1528— 1533年、1639— 1642年、1671— 1672年、1822年和1857年, 这一时期对应大范围的蝗灾(图 2-B), 其结果是极端蝗灾直接引发了严重的饥荒, 并间接造成人口迁出的现象, 即出现大量流民群体。而流民增多极易发生抢米、分粮事件, 对社会治安和治理形成威胁, 甚至导致社会不稳定状态。

根据《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下册)(《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1986)的统计, 17世纪中期和19世纪中期, 安徽地区出现多次农民起义事件, 除了这一时期的特殊社会背景外(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 这2个时段也对应了安徽地区发生的大蝗灾事件(图 2-B)。葛全胜(2011)指出, 这2次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与常年发生的旱蝗灾害、贫困和饥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2次农民起义处于明代末年和清代中后期, 社会矛盾尖锐复杂, 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力逐渐降低, 灾害发生时各种赈灾救助措施无法进行, 流民激增导致社会动乱的频率增加。

历史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一直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方修琦等, 2004; Zhang et al., 2011; Hsiang and Burke, 2013)。自然灾害尤其是严重的干旱和蝗灾暴发作为一种媒介, 将气候变化的负向影响传递到人类社会, 以加大原有的社会风险和矛盾。蝗灾首先是通过粮食丰歉影响农业子系统的, 并进一步传递给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 同时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图 4)。

图 4

Fi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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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中国历史上蝗灾对农业社会影响框架Fig.4 Framework showing effect of locust plague on agricultural society in history of China

由于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 粮食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也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础。蝗灾通过粮食减产造成饥荒、米价上涨, 而饥荒的出现标志着粮食消费层次上出现不安全状况, 并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机制, 如果饥民问题未能得到控制, 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大多数的农民起义可归因于迫于生计压力的难民暴力行为(方修琦等, 2015)。政府及官员的应对措施则起到抑制或加速蝗灾对社会负向影响的传递。与此同时, 人与蝗灾斗争的过程也伴随着古人由初期的对蝗虫敬畏、迷信到科学治理蝗虫孳生地、治蝗灭蝗的技术的提高以及对待蝗虫思想上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