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作者简介 黄建松,男,1964年生,1985年毕业于重庆石油学校,现为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高级地质师,主要从事地层、沉积学和油气地质研究。E-mail: hjs_cq@petroChina.com.cn。
唐王陵砾岩自 20世纪 60年代发现以来,其形成时代和沉积环境就争议不断,至今没有定论。作者根据唐王陵附近多个露头点唐王陵砾岩与上下地层的接触关系、岩性和古生物特征,结合渭北隆起西段 2口油气探井的钻探结果,将其地质时代确定为晚奥陶世赫南特期;基于北秦岭岛弧在中奥陶世之后持续隆升,秦岭北坡及其以北的古生代和更老地层不断向北倾覆倒转,同时遭受不同程度的变质与剥蚀,北秦岭和华北陆块之间的弧后盆地演变为前陆盆地并逐渐闭合的共识,并结合该套砾岩地层的反旋回沉积特征和发育大量碎屑流、颗粒流及浊流等重力流沉积的事实,认为唐王陵砾岩是一套沉积在晚奥陶世末期,不断抬升并遭受剧烈崩塌剥蚀的北秦岭以北的前陆盆地陡岸背景下的前陆斜坡脚海底扇沉积体。该结论不但厘清了唐王陵砾岩与东庄页岩的时代归属,也为北秦岭和渭北地区加里东期前陆盆地的构造演化及石油地质研究奠定了基础。
About the first author Huang Jian-Song,born in 1964,graduated from Chongqing Petroleum School in 1985. He is a senior geologist in the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China Changqing Oil Field and engaged in stratigraphy, sedimentology and petroleum geology. E-mail: hjs_cq@petroChina.com.cn.
Since the discovery of the Tang Wangling Conglomerate in 1960s,its depositional age an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have been controversial. Based on strata contact relationship,lithology and palaeontological data between its upper and lower strata on several outcrops and combined with drilling results of two wells in the west part of the Weibei Uplift,this paper defines its geological age as the Hirnantian Stage of the Late Ordovician. The Tang Wangling Conglomerate was deposited in a submarine fan at the base of the foreland slope in the northern North Qinling island arc under a steep bank background of a foreland basin. The basin was continuously uplifted and undergone collapse and erosion during the latest Ordovician. The 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inuous uplift of North Qinling island arc after the Middle Ordovician. The northern slope of the Northern Qinling island arc and its Paleozoic and other older strata were continually overturning to the north and subjected to varying degrees of metamorphism and denudation. The back-arc basin between North Qinling Mountains and North China landmass evolved into a foreland basin and gradually closed. There are other supporting evidence such as the coarsening upward depositional cycles and a large number of gravity flow deposits in the Tang Wangling Conglomerate such as debris flows,grain flows,and turbidity currents. This paper not only clarifies the geological age of the Tang Wangling Conglomerate and the Dongzhuang Shale,but also establishes a foundation for its tectonic evolution during the Caledonian orogeny and for petroleum geology research in the foreland basin between North Qinling Mountain and the west part of the Weibei Uplift area.
唐王陵砾岩的地面露头主要分布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部的九嵕山(唐王岭)周围, 并呈长条状由东向西经乾县泔河沟、磨子沟、漆水河中游、扶风瓦罐岭, 延伸至岐山交界以西的西崛山, 东西向延伸范围约75ikm(图 1)。 其分布的今构造部位属鄂尔多斯盆地渭北隆起西段。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坐落于由该套地层顶部巨厚层状砾岩组成的九嵕山顶, 所以人们习惯将该套以发育砾岩为主的地层称为唐王陵砾岩(或唐王岭砾岩)。
在这套以砾岩为主的地层中, 除分别在来自于中元古界蓟县系和下古生界寒武— 奥陶系的碳酸盐岩砾石中发现大量已硅化藻类(叠层石)和少量个体不完整的牙形刺、腕足类化石碎片以外, 仅在其下部的页岩段中分离出一些地质时代不太清楚的微古植物(疑源类)化石(翦万筹和叶俭, 1983; 傅家媛, 1985), 至今没有在其中发现具有确切地质时代意义且具有合理的生物演化谱系的动植物化石; 受加里东运动和燕山运动反复揉皱和断裂作用的影响, 再加上黄土与植被的大面积覆盖, 渭北地区出露的元古代和古生代地层的连续性都比较差, 有的剖面甚至连地层的上下关系都很难说清楚; 而且唐王陵砾岩的岩性特殊, 周边又没有可与之对比的类似地层, 尽管大量学者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 依据不同方面的证据对该套地层的时代归属和沉积环境进行了大量研究和解释, 但由于各自的出发点和认知差距太大, 至今尚未达成共识。
2008年和2015年,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于渭北隆起西段陕西省麟游县和彬县边界附近先后完钻的1#探井和2#探井(图 1), 均在奥陶系背锅山组生物石灰岩和二叠系山西组之间钻遇了一套褐灰色浅变质含钙质泥质粉砂岩及灰色泥灰岩地层。该套地层中也发育灰色含泥质石灰岩角砾, 不仅其岩性组合特征与渭北地区西部的唐王陵砾岩极其相似, 而且上下地层的接触关系也特别清楚。为了弄清楚这套从未在其他地方钻遇地层的地质时代和沉积环境, 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通过对皇坪村以南的庄河沟— 柳树沟— 唐王陵、乾县磨子沟和岐山交界等剖面的唐王陵砾岩、泾河东庄页岩及其上下地层的观察对比, 对钻井岩心的古生物、岩性的分析鉴定, 比较合理地解决了这2口探井和渭北地区唐王陵砾岩与东庄页岩的时代归属和地层对比问题; 还通过对奥陶纪区域构造和沉积相演化的研究, 合理地解释了唐王陵砾岩的沉积背景, 从而为北秦岭和渭北隆起西段之间的前陆盆地在加里东期的构造演化和石油地质研究, 奠定了地层学和沉积学基础。
唐王陵砾岩自1962年由前陕西省地矿局区测队费一仙发现(何自新等, 2004)以来, 对它的形成时代和沉积环境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观点。争论焦点集中在其地质时代属晚元古代还是晚奥陶世(表 1), 其成因是冰碛砾岩还是深水重力流沉积砾岩。
争论的一方认为该套砾岩的地质时代属晚元古代青白口— 震旦纪(表 1), 持该论点者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张文堂等(1979), 西北大学翦万筹和叶俭(1983)、周鼎武等(1994), 原西安地质学院叶俭等(1983), 原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傅家媛(1985), 原黄河水利委员会地质物探队(何自新等, 2004), 长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张吉森和费安琦(1981)为代表。他们的主要理由是: (1)这套沉积岩系的沉积相和剖面结构类似于小秦岭地区(陕西洛南)的前寒武系(青白口系和震旦系), 而与相邻地区任何确知的奥陶系都无相同之处; (2)唐王陵剖面白云岩段发育大量硅质交代的残余叠层石, 表明其为温暖浅水藻礁沉积环境, 然而却不见古生界应伴生的其他底栖生物化石; (3)据大量微古植物化石研究, 其面貌为晚前寒武纪分子(何自新等, 2004); (4)昭陵砾岩段中含砾砂岩的碎屑锆石峰值年龄集中在815iMa、1182iMa、1811iMa和2454iMa等4个年龄(张文龙等, 2016)。
争论的另一方认为唐王陵砾岩的形成时代属中晚奥陶世(表 1), 该论点以原陕西省地矿局区调队李钦仲等(1983)和原地矿部第三石油普查大队孙肇才和胡显穆(何自新等, 2004)为代表。其依据为: (1)原西北地质局陕西四队1963年首次测制唐王陵以西的皇坪村南侧的庄河沟— 柳树沟— 唐王陵剖面时, 即将硅质白云岩以上地层与陇县上奥陶统背锅山组砾屑石灰岩对比, 并将其下部黄绿色页岩与平凉组对比; (2)孙肇才和胡显穆于1975年将这套地层正式创名为唐王陵组, 认为其位于奥陶系“ 马家沟组石灰岩” 之上, 平行不整合于二叠系山西组之下, 形成时代属中、晚奥陶世(何自新等, 2004); (3)原陕西省地矿局区调队李钦仲等(1983)根据地质露头追索和路线地质调查发现, 唐王陵砾岩的“ 下页岩段” 与其下的“ 马家沟石灰岩” 之间并非全为断层接触关系, 在唐王陵以东约2.5ikm的梁窑村金盆沟, 该页岩即整合接触于奥陶系“ 马家沟组石灰岩” 之上。他根据上页岩段底部燧石条带结晶白云岩大型“ 漂砾” 中分离出的奥陶纪牙形刺Panderodus sp.和少量介形虫碎片及“ 马家沟石灰岩段” 中分离出的Acontiodus sp., Tasmanognathus sp., Panderodus sp., Distacodus sp.等分别出现于早、中、晚奥陶世的牙形刺, 进一步将唐王陵砾岩的时代归属缩小至晚奥陶世。
至于该套地层的沉积环境争议, 主要集中于冰碛砾岩还是重力流沉积砾岩。1965年原黄河水利委员会地质物探队认为, 唐王陵砾岩具“ 似冰碛层性质” , 时代定为震旦纪(何自新等, 2004); 张文堂等(1979)、张吉森和费安琦(1981)亦认为属冰碛相沉积, 可与豫西震旦系罗圈组对比; 原甘肃省石油地质研究所在1977年认为其属于泥盆纪海西旋回的地堑型冰水沉积(何自新等, 2004); 叶俭等(1983)、周鼎武等(1994)认为属海底泥石流和山麓冲积扇沉积; 而西南石油大学洪庆玉(1985)和原地矿部第三石油普查大队陈万川等(1984)、王明长(1983)则认为这套砾岩及与之相伴的灰绿色泥页岩为深水重力流沉积。
根据唐王陵附近多个地面露头点唐王陵砾岩与上下地层的接触关系、岩性和古生物特征的对比及2口探井岩心的古生物分析鉴定结果, 结合钻井剖面的沉积环境恢复, 作者认为: 位于庄河沟背斜核部的“ 庄河沟石灰岩” (李钦仲等(1983)称之为“ 马家沟石灰岩” )应属于中奥陶统峰峰组(马六段)-上奥陶统平凉组下部, 李钦仲等(1983)的“ 硅质白云岩段” 属下奥陶统亮甲山组, “ 上、下页岩段” 和“ 砾岩段” 属上奥陶统赫南特阶, 其层位应高于上奥陶统背锅山组, 属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系层位最高的地层, 建议沿用孙肇才和胡显穆的命名— — 唐王陵组。由于“ 下页岩段” 与“ 上页岩段” 的岩性特征基本一致, 特别是二者均发育来源于亮甲山组的含燧石条带、燧石结核结晶白云岩巨型“ 漂砾” , 除了庄河沟口以外, 其他地方再未出现类似地层分布方式。因此, 认为“ 上、下页岩段” 为同一套地层, 只不过受逆冲断层的影响, 在庄河沟口附近重复出现了2次而已。
由于前人对唐王陵砾岩的地层名称、组段划分和时代归属方案较多, 为叙述和对比方便, 拟先采用“ 庄河沟石灰岩” (组成庄河沟背斜的下部石灰岩)和李钦仲等(1983)的“ 下页岩段” 、“ 硅质白云岩段” 、“ 上页岩段” 和“ 砾岩段” 的叫法(图 2), 最后根据各种资料的综合对比分析结果, 分别确定其地质时代。
经过观察, 在皇坪村南侧的庄河沟口(东经108° 28.2', 北纬34° 36.6')附近, “ 下页岩段” 与“ 庄河沟石灰岩” 为冲刷接触。“ 下页岩段” 内发育直径达数米的含燧石条带、燧石结核结晶白云岩“ 漂砾” 。在庄河沟与柳树沟交汇处(东经108° 28.0', 北纬34° 36.9'), “ 下页岩段” 与“ 庄河沟石灰岩” 之间呈断层接触, “ 下页岩段” 内发育多条方向各异的逆冲断层。受断层影响, “ 下页岩段” 岩石破碎, 地层产状较乱, 但其中仍明显可见大型含燧石条带、燧石结核的结晶白云岩砾石。“ 下页岩段” 之上为“ 硅质白云岩段” , 其岩性为灰色厚层块状含燧石条带和燧石结核结晶白云岩, 燧石呈条带状、纹层状、结核状和团块状, 为潮坪沉积的藻纹层及被风浪打碎并重新聚集的藻类结构硅化(燧石化)所致(图 3-A, 3-B)。由于地层接触面附近被黄土、植被掩盖, 二者的接触关系不甚清楚。
从柳树沟口向唐王陵方向约250im处(东经108° 28.2', 北纬34° 37.2'), “ 上页岩段” 与下伏“ 硅质白云岩段” 之间呈清楚的冲刷接触关系, 冲刷面的高低起伏达0.5im左右(图 3-C)。冲刷面之上的灰绿色浅变质含钙质泥质粉砂岩(页岩)中发育大量燧石条带、燧石结核结晶白云岩“ 漂砾” 。这些漂砾大小极其悬殊, 直径从数米至近百米, 在“ 上页岩段” 中随机分布(长度近百米的超大型砾石多顺层分布, 前人误将其当成大型含燧石条带和燧石结核结晶白云岩透镜体), 其边缘呈棱角状或尖棱状, 磨圆很差(图 3-C, 3-D)。除大型“ 漂砾” 外, 很少见厘米级和其他粒级并经过磨圆的砾石。砾石的原岩为燧石条带和燧石结核异常发育的结晶白云岩(图 3-E), 与下伏厚层块状含燧石条带、燧石结核结晶白云岩段的岩性基本一致。大型“ 漂砾” 与围岩(灰绿色浅变质含钙质泥质粉砂岩)之间呈截切接触关系(图 3-F)。由此可以初步断定, 这些漂砾是在灰绿色泥质粉砂岩沉积期间, 受突发性外力作用影响, 由邻近陡岸边缘区已成岩的硅质白云岩经崩塌和快速搬运并深陷于尚未固结的灰绿色纹层状深水浊积粉砂质沉积物中而形成。
“ 上页岩段” 主要分布于柳树沟沟底, 其岩性以灰绿色含钙质泥质粉砂岩(图 3-F)为主, 夹薄至中层状粉— 细粒岩屑石英砂岩和白云石质粉屑砂岩, 发育巨型含燧石条带和燧石结核结晶白云岩“ 漂砾” (图 3-D)。
从柳树沟尽头至九嵕山顶, 为“ 砾岩段” , 其下部以发育含砾泥质砂岩为主, 中部为砾状泥质砂岩和砂质砾岩(副砾岩)互层, 半山腰乡村公路以上为巨厚层状砂质砾岩(副砾岩)和砾岩夹含砾砂岩(图 4-A, 4-B, 4-C, 4-D)。从下至上, 泥、砂质含量从高到低, 砾石含量从不足10%到大于30%, 形成一个由细到粗的反粒序旋回。砾石多呈次圆状, 砾径1~10icm。砾石之间的充填物由上页岩段的极薄层状泥质粉砂岩, 变为不显层理的泥质、不同粒级的砂质和粒径小于1icm的小砾石, 形成快速堆积的未经分选、大小混杂的砾、砂、泥混积岩。砾石成分也由上页岩段的巨型燧石条带、燧石结核结晶白云岩, 变为灰色含藻纹层(硅化)微晶白云岩, 砂粒的成分亦以白云岩为主。在九嵕山半山腰以上, 局部可见砾径30~40icm的变质岩砾石和火成岩砾石(图 4-C, 4-D)。
在唐王陵以北2.2ikm的蔡窑村西的冲沟和唐王陵西北方向10ikm的米家村西的石泉河沟中, 都可见唐王陵砾岩与上覆二叠系山西组砂岩和碳质泥岩的平行不整合接触关系。
李钦仲等(1983)曾在唐王陵以东约2.5ikm的梁窑村附近的金盆沟发现“ 石灰岩段” 、“ 页岩段” 与“ 砾岩段” 构成构造形态一致的同步褶曲, “ 石灰岩段” 在下, “ 页岩段” 居中, “ 砾岩段” 在上; 并至少在3处可见“ 页岩段” 整合接触于“ 石灰岩段” 之上, 但在“ 页岩段内” 或“ 页岩段” 与“ 砾岩段” 之间, 没有发现含燧石条带和燧石结核的“ 硅质白云岩段” 。
无独有偶, 在唐王陵东北方向约8.3ikm的泾河东庄水库施工公路边新开挖的露头上, 也发现了与金盆沟类似的地层接触关系— — 过去被称为“ 东庄页岩” 的一套发育大型“ 漂砾” 的灰绿色浅变质含钙质粉砂质千枚岩(图 4-E, 4-F), 以冲刷接触方式整合于背锅山组生物石灰岩之上, 其岩性与柳树沟内的“ 上、下页岩段” 基本一致。二者均为灰绿色极薄层状含钙质浅变质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或千枚岩, 都发生了浅变质, 其中的大型“ 漂砾” 都来源于与其直接接触的下伏地层, 砾石都呈棱角状, 并与基质之间呈截切接触关系, 除少量微古植物(疑源类)外(何自新等, 2004), 至今都没有在该千枚岩中发现具有明确地质时代意义的化石。与金盆沟类似, 在“ 东庄页岩” 之下也未见连续分布的含燧石条带和燧石结核结晶白云岩层。根据这些相似特征, 基本可以认定“ 东庄页岩” 与柳树沟和金盆沟的“ 页岩段” 为同一套地层, 只不过由于与其直接接触的下伏基岩地层的不同而导致了其中的“ 漂砾” 的岩石成分和生物化石的变化。
结合盆地南部奥陶系地面露头的历次划分对比结果, 通过对位于麟游和彬县边界附近距唐王陵北西方向约60ikm的1#和2#探井(图 1)的地质综合录井、岩心描述、地球物理测井、地震地层学与构造地质学研究和古生物化石鉴定成果的综合对比分析, 一致认为这2口探井的奥陶系层序正常, 不存在因构造原因引起的地层重复或地层缺失现象。地层划分对比结果, 这2口井除发育与渭北地区奥陶系标准剖面泾阳东陵沟— 铁瓦店剖面可以完全对比的完整的下奥陶统冶里组、亮甲山组, 中奥陶统马家沟组和上奥陶统平凉组、背锅山组之外; 还在背锅山组之上分别发育一套厚160im(1#探井)和267im(2#探井)的褐灰色含钙质粉砂质千枚岩、灰色泥质石灰岩地层(图 7-A, 7-B); 但背锅山组之上再未见类似亮甲山组的含燧石条带、燧石结核结晶白云岩地层(图 5, 图 6); 在1#探井西北方向约30ikm的另一口钻入中元古界蓟县系探井的寒武系和蓟县系之间也不见与“ 唐王陵砾岩” 或“ 东庄页岩” 类似的地层。与唐王陵砾岩下部的“ 上、下页岩段” 和“ 东庄页岩” 类似, 这套多出来的粉砂质千枚岩和泥灰岩地层不仅发生了轻微的变质作用, 也发育灰色含泥质石灰岩角砾(图 7-A, 7-B, 图8-A, 8-B)。为了确定这2口井上述地层的地质时代, 并准确划分其组段界限, 在1#和2#探井奥陶系采集了多段岩心(岩屑)样品, 由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张放分离鉴定出以下微体化石:
3.3.1 唐王陵组
1#探井3029~3033im井段岩心的石灰岩砾石中可见零星牙形刺: Panderodus sp.(潘德尔刺, 未定种), Coelocerodontus sp.(鞘刺, 未定种), Teridentus sp.(圆柱刺, 未定种)(图 9-A, 9-B, 9-C), Protopanderodus sp.(原潘德尔刺, 未定种)等。
2#探井在3182.20~3183.33im井段岩心石灰岩砾石中的牙形刺种类较多, 且数量丰富: Yaoxianognathus yaoxianensis(耀县耀县牙形刺)、Belodina confluens(汇合似针牙形刺)、B. longxianensis(陇县似针牙形刺)、B. compressa(扁平似针牙形刺)、Pseudobelodina dispansa(非胀假似针牙形刺)、Phragmodus undatus(波状篱牙形刺)、Taoqupognathus blandus(光滑桃曲坡牙形刺)、T. tumidus(隆起桃曲坡牙形刺)、Dapsilodus mutatus(变异富牙形刺)、Panderodus gracilis(纤细潘德尔牙形刺)、Scolopodus euspinus(美丽尖牙形刺)、Drepanoistodus sp.(镰箭牙形刺, 未定种)、Oulodus?sp.(扭曲牙形刺, 未定种)。其中: Yaoxianognathus yaoxianensis是鄂尔多斯盆南缘桃曲坡组(背锅山组)上部Yaoxianognathus yaoxianensis带的带化石(安太庠和郑昭昌, 1990); Belodina confluens, B. compressa, B. longxianensis, Phragmodus undatus, Pseudobelodina dispansa, Taoqupognathus tumidus, T. blandus, Oulodus?sp.等在鄂尔多斯盆地主要分布在耀县组上部Tasmanognathus gracilis-T. multidentatus带至桃曲坡组上部Yaoxianognathus yaoxianensis带(安太庠和郑昭昌, 1990), 可对比塔里木盆地上奥陶统良里塔格组— 桑塔木组Phragmodus undatus带-Yaoxianognathus yaoxianensis带(赵宗举等, 2006)。
2#探井3284.23~3284.28im和3399.06~3399.86im井段岩心的石灰岩砾石中, 仅发现一无法鉴定的牙形刺碎片。
唐王陵组的牙形刺均产自石灰岩砾石中, 除2#探井3182.20~3183.33im井段外, 其他井段岩心和岩屑中的化石都比较稀少, 且化石普遍保存较差, 很少见完整的化石, 为化石的属种鉴定带来一定困难, 但也说明化石的沉积环境水体动荡。上述牙形刺属种的分布时限, 均显示中国华南及华北地区上奥陶统的特征, 可见1#和2#探井唐王陵组的石灰岩砾石大都来源于紧邻其下的上奥陶统石灰岩地层。
3.3.2 背锅山组
1#探井3174~3190im井段石灰岩中, 见少量牙形刺: Pseudobelodina inclinata(Branson et Mehl, 1933)(斜假似针刺), Panderodus recurvatus (Rhodes, 1953)(下凹潘德尔刺), P.gracilis(Branson et Mehl, 1933)(纤细潘德尔刺)(图 9-D), Drepanoistodus sp.(镰箭刺, 未定种)。
如图 6中的东庄水库— 铁瓦殿剖面所示, 背锅山组以发育大量珊瑚生物为主要特征, 石灰岩中的生物碎屑特别发育(图 8-C), 虽然2口井的岩心(岩屑)中均未分离出该组的带化石, 但从分离出的化石名单看, 它们都是与上奥陶统桃曲坡(背锅山)组Yaoxianognathus neimengguensis带和Yaoxianognathus yaoxianensis带的共生化石, 结合上下地层的接触关系和岩性组合特征, 将这套原地产状的生物石灰岩划归晚奥陶世背锅山期是合理的。
3.3.3 平凉组
1#探井3361~3369im井段泥灰岩岩心中未见牙形刺, 但见有笔石、海绵骨针、放射虫、介形类和腹足类化石。笔石经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陈旭院士鉴定为Dicellograptus sp.(叉笔石, 未定种)(图 9-F), 可惜只有断枝, 不能鉴定到种。该属在中国主要分布于上奥陶统, 如中国和国际上奥陶统赫南特阶的Dicellograptus complanatus带和Dicellograptus complexus带(陈旭等, 2000; 汪啸风和陈孝红, 2005)。
1#探井在3661~3663im井段石灰岩岩心中, 产大量牙形刺: Yaoxianognathus neimengguensis(Qiu, 1984)(内蒙古耀县刺)(图 9-E), Belodina confluens(Sweet, 1979)(汇合似针刺), B.baiyanhuaensis (Qiu, 1984)(白彦花似针刺), Periodon aculeatus (Hadding, 1913)(刺状围刺), Dapsilodus variabilis (Webers, 1966)(变化富刺), Panderodus gracilis (Branson et Mehl, 1933)(纤细潘德尔刺), Drepanoistodus forceps (Lindströ m, 1955)(钳形镰箭刺), Protopanderodus sp.(原潘德尔刺, 未定种), Triangulodus sp.(三角刺, 未定种)。其中: Yaoxianognathus neimengguensis, Belodina confluens, B. baiyanhuaensis, B. sp.是鄂尔多斯盆地上奥陶统的特征分子和重要分子, 曾见于内蒙古白彦花上奥陶统乌兰胡洞组和陕西耀县上奥陶统桃曲坡组下部(艾家山阶下部)。尤其Y. neimengguensis是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乃至中国北方地区上奥陶统桃曲坡阶下部Yaoxianognathus neimengguensis带的带分子; 其他如Periodon aculeatus, Dapsilodus variabilis, Drepanoistodus forceps, Panderodus gracilis, Protopanderodus sp., Triangulodus sp.等均是中国中— 上奥陶统的重要分子和常见分子(安太庠和郑昭昌, 1990; 汪啸风和陈孝红, 2005)。
2#探井在3640~3780im井段岩屑中, 分离出下列牙形刺: Yaoxianognathus lijiapoensis(李家坡耀县牙形刺), Y. sp.(耀县牙形刺), Taoqupognathus blandus(光滑桃曲坡牙形刺), Belodina confluens(汇合似针牙形刺), B. sp.(似针牙形刺), Phragmodus undatus(波状篱牙形刺), Tasmanognathus sp.(塔斯满牙形刺), Panderodus gracilis(纤细潘德 箭牙形刺)等。其中: Yaoxianognathus lijiapoensis和Taoqupognathus blandus主要见于陕西耀县地区耀县组上部Tasmanognathus gracilis-T. multidentatus带至桃曲坡组下部Yaoxianognathus neimengguensis带(安太庠和郑昭昌, 1990); Belodina confluens, Phragmodus undatus, Yaoxianognathus sp.等在鄂尔多斯盆地均由耀县组上部出现, 并延伸至桃曲坡组上部(安太庠和郑昭昌, 1990); Plectodina sp.和Panderodus gracilis等分布时限较长, 均由中奥陶统上部出现, 并延伸至上奥陶统。根据这些化石组合也可以确定其层位相当于耀县组上部Tasmanognathus良里塔格组Phragmodus undatus带至Belodina confluens带(赵宗举等, 2006), 年代地层归属中国上奥陶统艾家山阶上部。
2#探井在3781~3840im井段岩屑中, 分离出牙形刺有: Periodon grandis(大围牙形刺), Periodon aculeatus(刺状围牙形刺), Tasmanognsthus sp.(塔斯满牙形刺), Panderodus gracilis(纤细潘德尔牙形刺), Belodina confluens(汇合似针牙形刺)和 Phragmodus undatus(波状篱牙形刺), Yaoxianognathus sp.(耀县牙形刺)等。其中: Periodon grandis见于鄂尔多斯盆地耀县组(安太庠和郑昭昌, 1990), 新疆塔里木盆地吐木修克组上部Belodina compressa-Periodon grandis组合, 并延续至良里塔格组Belodina confluens带(赵宗举等, 2006)以及华南下扬子地区汤山组; Periodon aculeatus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新疆塔里木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等地区中奥陶统至上奥陶统下部(安太庠和郑昭昌, 1990; 赵宗举等, 2006); Tasmanognsthus sp.见于华北地区峰峰组至耀县组(安太庠和郑昭昌, 1990), 从其锯齿结构分析与相当耀县组的比较进化的T. sp.比较相似。据此可确定其层位相当耀县组下部Tasmanognsthus shichuanheensis带(安太庠和郑昭昌, 1990), 年代地层归属中国上奥陶统艾家山阶中部。
从1#探井和2#探井及东庄水库— 铁瓦店、唐王陵剖面的地层古生物化石名单可以清楚地看出, 平凉组和背锅山组都有能代表其确切地质时代的带化石和大量共生化石, 结合其原始地层产状, 将其归属于晚奥陶世早、中期是毫无疑问的。虽然1#探井和2#探井唐王陵组大部分岩心及岩屑中的牙形刺比较稀少, 且化石保存较差, 不能进行种属鉴定, 但在2#探井唐王陵组第1段岩心(3182.20~3183.33im)的石灰岩角砾中却发现了大量来自于背锅山组(桃曲坡组)的带化石和共生化石。另外, 与唐王陵砾岩的“ 页岩段” 和“ 东庄页岩” 类似, 这2口井的唐王陵组的含钙质泥质粉砂岩也发生了浅变质(图 7-A); 根据钻井岩心和测井资料分析, 泥质粉砂岩中发育的灰色石灰岩砾石(图 7-B)的直径达数厘米至数米; 除石灰岩角砾外, 在粉砂质泥岩和泥灰岩中也没有分离出化石。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唐王陵砾岩中的石灰岩砾石来自于其下伏地层, 这一结论与李钦仲等(1983)在唐王陵及其周边剖面得出的结论一致, 也进一步说明这2口探井的唐王陵砾岩的形成时间应晚于其下的晚奥陶世背锅山期(钱塘江阶), 应划归晚奥陶世末期(赫南特阶)为宜。
陕西省区调队李钦仲等曾从庄河沟石灰岩中采获Tasmanognathus sp., Acontiodus sp., Panderodus sp., Distacodus sp.等常见于中奥陶世晚期至晚奥陶世早期的牙形刺。其岩性特征与唐王陵东北方向约15ikm的泾阳县东陵沟— 西陵沟及1#探井和2#探井的峰峰组、平凉组也非常类似。二者均为中— 薄层状泥晶颗粒石灰岩(图 8-D)。根据其生物组合与岩性特征, “ 庄河沟石灰岩段” 的时代应属于中奥陶世晚期的峰峰期(马六期)至晚奥陶世平凉早期, 为一跨时地层。
如前所述, “ 硅质白云岩段” 的岩性为灰色厚层块状含燧石条带、燧石结核结晶白云岩(图 3-A, 3-B)。该套白云岩与鄂尔多斯盆地南部蓟县系藻白云岩的显著区别是: 蓟县系白云岩以灰色微晶— 细粉晶结构为主(图 8-E), 没有发生明显的重结晶作用; 而该剖面硅质白云岩普遍发生重结晶, 呈细— 中晶结构。其次, 蓟县系白云岩中的燧石层是对原岩中的藻纹层、藻叠层石的硅化而成(图 8-E), 仅局部出现极少量燧石结核和团块状燧石质砾石(被风浪打碎的藻类集合体), 基本上见不到规模较大的燧石条带, 燧石纹层的产状也沿袭藻类沉积时的原始构造形态, 并可据此鉴定出叠层石的种属(图 7-C, 7-D); 而该剖面硅质白云岩中的燧石条带、燧石结核和燧石团块大多为藻席被打碎后重新聚集并被硅化的产物, 多呈较宽的条带状(薄层状)、结核状或团块状, 少见原始产状的藻纹层构造(图 3-B, 3-E, 3-F)。
这种以发育燧石条带、燧石结核和燧石团块的浅灰色厚层、块状结晶白云岩是晋西地区南部和渭北地区下奥陶统亮甲山组(图 7-E, 7-F)的典型标志。该套地层在山西临汾晋王坟、蒲县峡村、河津西磑口, 渭北地区的泾阳鱼车山、岐山曹家沟、二郎沟和探井(图 8-F)都比较发育, 其上下地层的接触关系也比较清楚。由于亮甲山组顶部经历了怀远运动的风化剥蚀作用, 各地的残余厚度变化较大, 在渭北地区约80im。这一厚度与唐王陵西侧柳树沟的“ 硅质白云岩段” 的厚度基本一致。
由于亮甲山组的白云岩化程度较深, 一般生物化石难于保存, 仅在晋西地区北部的偏关县鸭子坪一带产Yehlioceras yehliensis(冶里角石), Kaipingoceras slenderforme(细长开平角石), Manzhuroceras pianguanensis(偏关东北角石), Kirkoceras pianguanensis(偏关柯克角石)等大型化石; 在山西柳林、蒲县等地曾采获Scolopodus obesus(肥胖尖刺), S. gigianteus(巨大尖刺), S.flexilis(弯曲尖刺), Drepanodus tenuis(窄镰刺), D.flexilis(弯曲镰刺), D.suberectus(近直镰刺), Rhipidognathus symmetricus(对称扇颚齿刺), Bergstroemognathus sp.(伯格斯特龙齿刺), Oistodus excelsus(高箭刺)等广泛产于河北唐山、辽宁本溪和山东莱芜等地亮甲山组的牙形刺。但在渭北地区亮甲山组却至今没有采到化石。
虽然没有过硬的化石证据, 但根据其典型的岩石特征和稳定的横向分布, 基本可以断定这套含大量燧石条带、燧石结核和燧石团块的“ 硅质结晶白云岩” 的地质时代应属下奥陶统亮甲山组。
如前所述, 在地面露头和钻井剖面唐王陵砾岩的“ 页岩段” 和“ 砾岩段” 都没有发现具有确切地质时代意义的古生物化石, 而且在相隔不远的不同地方的露头上与砾岩段(页岩段)接触的下伏地层还有较大变化, 这对其时代的确定带来较大麻烦;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 它们都以冲刷接触关系上覆于奥陶系的不同组段之上。李钦仲分别在柳树沟“ 上页岩段” 巨型燧石条带、燧石结核结晶白云岩“ 漂砾” 中采获的Panderodus sp., Coelocerodontus sp., Protopanderodus sp., Teridentus sp.等牙形刺化石也证明该套地层的形成时代不应早于奥陶纪。张文龙等(2016)从唐王陵山顶砾岩段(昭陵组)中采集的含砾砂岩所测的碎屑锆石U-Pb的4个年龄值, 仅代表物源区岩石的形成时间, 只能说明该砾岩的沉积时间晚于815iMa, 而无法给出其沉积的具体时间; 但该年龄值与砾岩段中砾石(岩性为硅质藻纹层微晶白云岩、变质石英砂岩、板岩、花岗片麻岩)所代表的元古代地层年龄有一定的相似性。
根据下伏于唐王陵砾岩之下的“ 庄河沟石灰岩” (庄河沟口、金盆湾)和平凉组、背锅山组生物化石组合(泾河东庄水库、渭北1#探井和2#探井剖面)所代表的地质时代分析, 唐王陵砾岩的形成时代仅限于晚奥陶世晚期, 且稍晚于背锅山期(钱塘江期), 为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纪沉积最晚的地层, 暂将其置于奥陶系最上面一个阶— — 赫南特阶。
在直线距离不到30ikm的范围内, 唐王陵砾岩底部“ 页岩段” 分别与下伏亮甲山组含燧石条带与燧石结核结晶白云岩、马六段— 平凉组中薄层状泥晶石灰岩和背锅山组生物石灰岩形成不整合冲刷接触关系, 说明在唐王陵砾岩沉积之前, 渭北地区的沉积底形发生了强烈的构造隆升变形和差异剥蚀。柳树沟— 唐王陵剖面以发育大套砾岩为主, 并发育明显的反粒序结构, 说明邻近物源区的构造抬升幅度可能在不断加剧; 而距唐王陵以北不远的泾河东庄水库和1#探井、2#探井即变为以泥灰岩、泥质粉砂岩和千枚岩(含大型石灰岩砾石)为主, 也说明当时的沉积底形由南向北倾斜, 且其坡度不小。从唐王陵砾岩底部“ 页岩段” 发育大量呈棱角状的亮甲山组含燧石条带与燧石结核结晶白云岩巨型“ 漂砾” (柳树沟)和背锅山组生物石灰岩角砾(东庄水库和1#探井、2#探井)来看, 在唐王陵砾岩沉积过程中, 其附近发育陡岸环境, 且发生了强烈的机械崩塌作用。唐王陵砾岩的岩性从下部的灰绿色纹层状泥质粉砂岩演化为巨厚层状砾岩的反粒序结构, 则反映其沉积水体有一个从深海静水环境逐渐淤积变浅并成为高能环境的演化过程(图 2, 图10)。
叶俭等(1983)、周鼎武等(1994)、李钦仲等(1983)、洪庆玉(1985)、陈万川(1984)、王明长(1983)也认为唐王陵砾岩以深水重力流沉积为主; 1998年《陕西省岩石地层》更进一步认为这套地层下部“ 页岩段” 沉积于浅海陆架— 次深海斜坡环境, 中上部“ 砾岩段” 为海底浊积扇沉积, 发育复理石(浊流)、颗粒流、碎屑流、泥石流等一套完整的深水重力流沉积序列。
周鼎武和翦万筹(1989)及周鼎武等(1994)认为中奥陶世以后, 随着秦岭古洋盆不断沿商丹断裂向北俯冲消减, 北秦岭岛弧持续隆升并向华北地块南缘靠近, 造成北秦岭与华北地台之间的弧后盆地逐渐收缩并最终闭合。这一构造变动的结果, 不仅使北秦岭古生代及其以前的地层发生了强烈动力变质作用, 也使渭北隆起西段的元古界和下古生界发生了较强烈的构造变形和轻微变质, 并使其在由南向北的逆冲推覆作用下沿基底与沉积盖层之间的界面滑脱, 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前陆薄皮冲断褶皱带, 使其中发育一系列南倾北倒的紧闭褶皱、平卧褶皱和同产状逆冲断裂。
根据上述认识, 可以大致推测渭北隆起西段晚奥陶世末唐王陵期发生了如下构造-沉积演化过程: 唐王陵组沉积之初, 伴随着北秦岭岛弧的急剧抬升并向北挤压, 位于北秦岭北麓已沉积成岩的元古界和下古生界快速抬升, 向北倒转倾覆并接受强烈的崩塌、剥蚀作用; 与之相伴的是渭北地区的快速拗陷沉降, 沉积环境在极短的时间内由背锅山期的碳酸盐岩台地边缘或弧后盆地突变为一个南高北低、南陡北缓的前陆坳陷(前渊坳陷)(图 11-A)。
在前陆盆地的最低部位, 以偏氧化的灰绿色深水泥质粉砂岩等大陆斜坡底部浊流(复理石)或深水盆地相沉积为主, 该类细粒沉积主要赋存于唐王陵砾岩下部的“ 页岩段” 。伴随着北秦岭的不断抬升和南侧陡岸的间隙性崩塌, 不断有来自南侧基岩的大型和超大型“ 漂砾” 快速滚(滑)入深水浊积物中, 从而出现深水沉积物与浅水沉积碳酸盐岩角砾共存的现象(图 11-B)。
随着前陆盆地的快速淤积, 位置靠南的现今唐王陵一带所在的大陆斜坡脚不断变浅、变缓, 逐渐由深水浊流环境相变为前陆斜坡环境, 颗粒流、碎屑流和等深流沉积成为其主要沉积类型; 深水浊流和盆地沉积环境则迁移至地理位置相对靠北的1#探井、2#探井所在的麟游— 彬县南部一带。而随着前陆盆地的进一步淤积, 海水不断变浅, 唐王陵一带最终演变为滨海冲积扇环境, 并堆积了九嵕山顶巨厚的砾岩沉积体(图 11-C)。
相对于渭北隆起西段晚奥陶世末唐王陵期的沉积-构造演化, 该地区的沉积底形也经历了持续的抬升、崩塌剥蚀和不断的削减过程。由于北秦岭— 渭北地区的构造抬升与挤压造山的动力来自于其南面的古秦岭海域, 其活动的次序和强度也有一个南早北晚、南强北弱的过程。在沉积初期, 北秦岭北坡的沉积基底就被强烈剥蚀至仅剩下奥陶统亮甲山组(亮甲山组连同上覆的唐王陵组被加里东晚期的构造运动推到“ 下页岩段” 之上), 唐王陵地区还剩下中奥陶统峰峰组(马六段)-上奥陶统平凉组, 而相对靠北的泾河东庄水库和1#探井、2#探井所在的麟游— 彬县南部地区的上奥陶统背锅山组仅被少量剥蚀或未被剥蚀。随着北秦岭的不断抬升并向北挤压推覆, 其北麓的古生界很快被剥蚀殆尽, 其向北部沉积区供应的大量砾石变为以蓟县系硅质微晶藻白云岩和长城系浅变质砂岩为主。因此, 除底部的“ 页岩段” 和“ 砾岩段下部” 外, 在唐王陵砾岩的中上部几乎见不到古生界石灰岩砾石。随着北秦岭的进一步抬升剥蚀, 秦岭北坡的古元古界和新太古界的花岗片麻岩和花岗岩也被暴露剥蚀, 其风化剥蚀产物— — 花岗片麻岩、变质砂岩砾石也出现在唐王陵砾岩顶部的巨厚砾岩层中(图4-C, 4-D; 图 11-A, 11-B, 11-C)。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 唐王陵砾岩是在晚奥陶世末北秦岭岛弧持续抬升并遭受剧烈剥蚀的构造背景下, 在北秦岭以北的前陆盆地南缘沉积的巨厚海底扇, 其次一级沉积相包括大陆斜坡脚的浊流, 大陆斜坡的颗粒流、碎屑流、等深流和滨浅海冲积扇等。
1)尽管“ 唐王陵砾岩” 中不发育具有确切地质时代意义的化石, 但根据其与周围露头区和附近油气探井中大量具有确切时代的上下地层的接触关系和岩性对比, 可以确定其形成时代为晚奥陶世末的赫南特期, 属华北地区已知的奥陶纪沉积最晚的地层。并根据其在周围地层中地质时代的特殊性和岩性的唯一性, 可将其命名为“ 唐王陵组” 。
2)“ 上、下页岩段” 之间的含燧石条带、燧石结核结晶白云岩的地质时代为早奥陶世亮甲山期, 是加里东晚期的构造运动使其逆冲到唐王陵砾岩下部的“ 下页岩段” 之上, 其与上覆的唐王陵砾岩呈冲刷接触关系。
3)“ 庄河石灰岩” 的地质时代为中奥陶世末的峰峰期(马六期)— 晚奥陶世平凉期, 为一跨时代的地层。
4)受北秦岭持续抬升和向北挤压倾覆并被强烈剥蚀作用的影响, 在唐王陵砾岩沉积之初的北秦岭北坡形成了南高北低、南陡北缓的前陆盆地沉积底形, 并在这种古地貌基础上沉积了巨厚的唐王陵砾岩海底扇, 其扇前和扇缘地区以大陆斜坡脚浊流和深水盆地泥质粉砂岩沉积为主, 发育来源于下伏地层的大型“ 漂砾” ; 扇中以颗粒流、碎屑流和等深流沉积为主; 其扇根则以滨浅海冲积扇沉积为主。
5)北秦岭的持续抬升和强烈剥蚀, 不仅使位于秦岭北坡的下古生界和元古界的各类碳酸盐岩和碎屑岩, 在晚奥陶世末期相继被剥蚀并成为渭北隆起西段前陆盆地各种粗碎屑沉积物的主要来源, 还使古元古界和晚太古界等更老地层也不断暴露, 从而使与唐王陵砾岩直接接触的更老地层由渭北隆起北部的上奥陶统背锅山组, 向南逐渐变为下奥陶统亮甲山组, 乃至更老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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