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晴, 章典, 裴卿, 张盛达, 李腾. (2020)唐代治乱分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J]. 古地理学报, 22(2): 385-396
Wang Xiao-Qing, Zhang David D, Pei Qing, Zhang Sheng-Da, Li Teng. (2020)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tability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Tang Dynasty[J]. Journal Of Palaeogeography, 22(2): 385-396.   
Doi: 10.7605/gdlxb.2020.0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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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治乱分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王晓晴1, 章典1, 裴卿2, 张盛达1, 李腾1
1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东广州 510000
2 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香港 999077
通讯作者简介 章典,男,1954年生,教授,主要从事气候变化与社会响应研究。E-mail: dzhang@gzhu.edu.cn。

第一作者简介 王晓晴,女,1993年生,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研究。E-mail: Wangxq@e.gzhu.edu.cn。

收稿日期:2019-09-06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41971110)资助
摘要

将唐代定量划分为治世与乱世 5个时期,探讨了唐代治乱分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治世、乱世的划分标准参考一套系统的战争数据集,并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验证各项数据指标在治世与乱世间的差异性,从而说明唐代治世、乱世分期的合理性。治世、乱世分期结果如下: 公元 618— 626年为乱世,公元 627— 742年为治世,公元 743— 784年为乱世,公元 785— 859年为治世,公元 860— 907年为乱世。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除了总边境战争外,气候变化、总战争、反叛战争、进攻型边境战争、防御型边境战争、农业丰歉等级和人口增长率在治世与乱世之间均表现出显著差异。用战争定量体现唐代社会治世、乱世变化,探讨气候变化与社会治、乱的关系即是探讨气候变化与战争的关系,乱世的主要战争类型是反叛战争和防御型边境战争,治世的主要战争类型是进攻型边境战争。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唐代温度降低、降水减少的时期,农业收成减少导致资源供给不足,更容易发生反叛战争;温度暖期、降水充沛的时期,农业产量提高,刺激了快速增长的人口,在技术改善能力有限、土地资源一定的情况下,更易发生以对外扩张为目的的边境战争,因此气候变化是影响唐代社会治乱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唐代; 气候变化; 社会分期; 战争; 治世; 乱世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505(2020)02-0385-12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tability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Tang Dynasty
Wang Xiao-Qing1, Zhang David D1, Pei Qing2, Zhang Sheng-Da1, Li Teng1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0,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 999077,China
About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David D,born in 1954,is th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Guangzhou University.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climate change and social response. E-mail: dzhang@gzhu.edu.cn.

About the first author Wang Xiao-Qing,born in 1993,is a master degree candidate in Guangzhou University. S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impact of historical climate change on human society. E-mail: Wangxq@e.gzhu.edu.cn.

Fund: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41971110)
Abstract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divides the Tang Dynasty into five prosperous and chaotic social periods,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division and climate change.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prosperity and chaos is refered to a set of systematic war data. In order to verify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division,we applied 1-way-ANOVA to test the differences of each variable index between prosperity and chaos periods. The results of social division are as follows: from AD 618 to AD 626,and from AD 743 to AD 784,as well as from AD 860 to AD 907 were the chaotic periods;while from AD 627 to A0 742,and from AD 785 to AD 859 were the prosperous periods. The results of 1-way-ANOVA show that,climate change,general wars,rebellions,offensive border wars,defensive border wars,agricultural harvests,and population growth rates are all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prosperity and chaos,except the general external wars. War data were used to quantitatively represent the social changes in the Tang Dynasty. In chaotic periods,the main types of wars are rebellions and defensive border wars,while the main type of wars in prosperous periods are offensive border war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social division means to make 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wars.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 the decrease of agricultural harvest due to lower temperature and less precipitation leads to the shortage of resources supply,so that the likelihood of rebellions increase;while during the warm periods with abundant rainfall,increasing agricultural harvest stimulates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echnology and land resources,offensive border wars for expansion are more likely to occur.

Key words: Tang Dynasty; climate change; social division; wars; chaotic period; prosperous period
1 概述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广泛而深刻, 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注意到气候变化从长时间尺度上影响了人类社会(Cowie, 1998; Hsu, 1998; Weiss and Bradley, 2011)。由于古气候重建的快速发展, 关于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相互关系的定量研究大量涌现(Zhang et al., 2005, 2010c; Lee and Zhang, 2015)。研究者从各个学科角度提出不同的理论致力于解释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机制(Asdal, 2003; Zhang et al., 2007a; 方修琦等, 2014, 2015; Wei et al., 2018)。其中, 资源相对短缺理论和因果分析模式探讨了气候变化与供给、人口、战争的关系, 得出农业社会时期气候冷期影响农业收成, 粮食供给不足进一步引发了人口下降、战争爆发、社会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 导致社会治乱更替和王朝灭亡(章典等, 2004; Zhang et al., 2006, 2007a)。

长尺度的气候变化显示出过去千年温度变化的几个大循环(满志敏, 2009; 葛全胜等, 2013, 2014), 有学者根据温度的周期波动划分出冷、暖相期, 通过观察冷、暖相期出现的时间, 比对农业、战争和人口数据集, 得出较大的人口崩溃和战乱都发生在冷期的结论(Zhang et al., 2005; Lee and Zhang, 2010)。有学者通过对中国过去千年气候周期性冷暖的划分, 对比农业、经济和社会盛世、分裂时期发生的时间, 得出百年尺度及以上的气候冷暖更替伴随着社会治、乱世的更替(Yin et al., 2016a, 2016b)。个例研究主要通过对不同气候变化模式下农业及相关人文社会指标的比对, 探讨气候变化对社会的影响和反馈(Su and Zheng, 2012; Zheng et al., 2014; Xiao et al., 2015)。

西方学者用朝代循环解释古代中国社会演化, 将治乱变化、朝代兴衰归结为社会演化和管理失误(Reischauer, 1983; Mancur, 1986; Chen, 2014); 国内一些研究从统治集团或统治者个人的腐败、国家经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因素来解释古代社会治乱变迁(杜树章, 2010; 伍潜娜和张培佩, 2011; 莫翔, 2011; 王耀海, 2012)。这些解释只能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给予回答, 既不能在长时间尺度上解释社会治乱为什么会重演, 也不能对影响社会治乱变化的机制做进一步解释。许多科学家提出了气候变化影响社会治乱、王朝更替(Cowie, 1998; 许靖华, 2014)。然而, 一直以来仍有部分历史学和气象学者对气候变化影响社会治乱的观点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关注气候变化对历史社会的影响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人类社会的调节作用(Zhang et al., 2008, 2010b; Fan, 2010)。

为了回应这些质疑以及对气候变化影响社会治乱的研究作进一步检验, 本研究以唐代为例, 从识别社会治、乱分期的角度入手, 探讨社会分期的影响因素。以唐代为研究对象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目前气候变化对王朝更替、社会治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1000年, 很少有包括唐代或针对唐代气候变化与社会治乱的研究(Zhang et al., 2007a, 2007b; Lee et al., 2009); 此外, 以往的研究大多针对寒冷气候条件下温度— 生态系统— 社会系统的讨论, 缺乏对温暖气候情景下气候变化影响的调查(Pei et al., 2013; Fang et al., 2015), 而唐代主要以温暖气候作为主导(Wei et al., 2018); 作为自秦以来拥有悠久历史的大一统王朝之一, 唐朝近300年的社会兴衰变迁是否与气候变化有关以及具体的机制值得讨论。

国内外学者对唐代治乱变化、社会分期有相关的研究。国内的研究中, 有根据政治矛盾和战争的变化, 分别以天宝元年742年和820年政府承认三叛镇割据为节点将唐代三分(范文澜, 1978; 白寿彝, 2016); 有将安史之乱作为盛唐中衰的节点对唐代社会二分(张震南, 1936; 吕思勉, 2005; 傅乐成, 2010)。国外的研究中, 有依据政治体制的划分, 认为唐代前期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后期藩镇势力的出现导致国家分裂(气贺泽保规, 2014); 有依据国家性质转变将唐代社会二分, 前期以武力为立国之本, 转变成财政国家(宫崎市定, 2015)。可以看出历史学中对社会治乱划分主要基于总的社会制度、大的发展脉络, 或以标志性的历史大事件, 很少使用连续的数据统计和数据分析为古代社会治、乱划分。本研究对唐代社会治、乱期划分基于系统的战争数量和战争性质的数据, 并通过统计学方法分析验证唐代治、乱分期的科学性。

2 材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2.1.1 战争数据

古代社会政权更迭经常是通过战争和社会动乱实现的, 战争不仅是一种社会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演化机制(Carneiro, 1970; 章典等, 2004)。作者根据《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2003)统计了公元618— 907年与唐朝有关的战争。并将唐朝战争分为反叛战争与边境战争2大类。反叛战争的判定标准为含有“ 起事” 、“ 起义” 、“ 反” 、“ 叛” 、“ 平定” 、“ 平” 、“ 兵变” 关键字词, 或同时满足以下2条: 在唐政权存在时期, 另外建立组织, 以反对政府统治或反对现有社会秩序为目的; 反叛组织作为一方与唐王朝一方发生了战争。反叛战争引起国家内部社会动乱, 腐蚀国家政权稳定, 内乱频次是中国古代社会稳定与否的重要指标(Jia, 2014)。

边境战争是唐朝政府一方与边境民族政权交战的战争, 目的在于开拓疆土或兼并非己政权。唐时期的边境战争主要是与北部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 与西南或南部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在290年历史中仅有11次。中国历史上边境战争的社会政治后果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Pei et al., 2019)。文中将边境战争进一步分为唐王朝进攻型的边境战争和唐王朝防御型边境战争, 进攻与防御型边境战争的划分参考以下几条原则: 按照《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年表索引, 凡以“ 唐击” 、“ 唐攻” 、“ 唐扰” 、“ 唐灭” 为唐进攻型边境战争, 以“ 唐抗击” 、“ 唐迎击” 为唐防御型边境战争, 防御型边境战争是唐王朝被动迎击边境民族政权的战争; “ 唐破…” 要结合原文注解定义进攻型或防御型; 进攻型边境战争是唐王朝主动的进攻战争, 多发生在国家经济稳定、军事雄厚时期。

2.1.2 气候指标数据: 气温和降水数据

文中引用高分辨率的温度和水分重建序列, 与唐代治、乱期比对, 进而探索唐代治、乱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Yang等(2002)采用多种代用指标重建中国温度变化整体趋势, 葛全胜等(2013)采用多种代用指标与历史文献资料结合重建中国温度变化的整体趋势。上述2种数据分辨率均为10年, 研究尺度均为全国范围, 重建长度均为2000年。作者将2种数据标准化后计算算数平均值, 标准化的目的是消除数据在指标和重建方法上的差异, 算数平均的目的是尽可能减少单条温度序列在再现过去温度变化趋势时的误差。上述温度序列以及处理后的平均温度序列在百年尺度上均呈现了3个温度变化高— 低周期(图 1-a): 两汉— 魏晋南北朝周期, 隋唐— 五代十国周期, 宋— 明末周期。年代际尺度上, 唐朝时期2条温度数据曲线与平均温度数据曲线均表现为“ 两峰夹一谷” , 公元760— 850时段波动变化一致, 虽然Yang等(2002)温度序列标准化后数据在0值以上, 相对的葛全胜等(2013)温度序列标准化后数据在0值以下, 但是整体反映的变化趋势都是从公元700年附近开始下降的, 公元800— 810年到达波谷, 公元805年3条温度数据曲线同趋势回升。公元760— 850年Yang等(2002)温度数据、葛全胜等(2013)温度数据及平均温度数据都是下降— 上升的变化, 呈“ V” 型。3种数据经过相关性检验(r=0.84, r=0.83, P< 0.01)。

图 1 中国公元500— 1000年的温度、降水、粮食产量、人口增长率和战争数量的比较
a— 2条表征公元0— 1500年中国温度的重建序列及2条温度序列标准化后的平均温度序列(Yang et al., 2002; Ge et al., 2013)。b— 公元195— 1500年中国中北部水分重建序列(Tan et al., 2011)。阴影区是唐代部分。c— 公元500— 1000年平均温度序列。d— 公元500— 1000年中国中北部水分重建序列。e— 公元500— 1000年中国东部粮食丰歉等级重建序列(Su et al., 2014)。f— 公元500— 1000年人口增长率变化的数据(据Lee et al., 2008)。g— 表征公元618— 907年战争数量变化的数据, 暗绿色柱显示的是反叛战争数量, 蓝绿色表示的是边境战争数量, 其中蓝绿色竖条纹表示防御型边境战争, 蓝绿色横条纹表示进攻型边境战争。灰色虚线是唐朝治乱时期的分界线Fig.1 Comparison of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grain yield, population growth rate and war number in AD 500-1000 of China

Tan等(2011)通过对华北地区近1800年几种降水指标数据的集成分析, 建立了中国中北部近1800年来的10年分辨率的降水记录, 覆盖区域大致有现今河北省、天津市、北京市、山西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山东省和河南省, 是古代中国人口和农业分布密集区。此降水数据在研究的时间跨度和分辨率精度上符合本研究的数据要求, 用以指示唐代时间范围内中国的主要降水变化情况(图1-b, 1-d)。

2.1.3 农业丰歉等级重建数据

气候变化在农业社会时期对农业生产有很大影响, 气候变化通过对粮食收成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的经济、人口、社会稳定产生作用(章典等, 2004; 方修琦等, 2017)。Su等(2014)采用基于语义差的方法建立了分辨率为10年、涵盖中国东部主要农业区的农业丰歉等级重建数据, 数据时间长度涵盖唐代部分, 且唐代时期主要的人口、农业区与丰歉等级数据的主要农业区一致(图1-e)。以农业丰歉等级重建数据比对唐代社会治、乱期, 既能指示唐代农业粮食丰歉变化, 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和供给, 又能根据前人已有研究理论探索唐代治、乱分期与气候变化间的作用机制(方修琦等, 2014, 2017)。

2.1.4 人口数据

气候变化对社会动乱的影响也可以通过人口增长率的变化来反映, 相关的研究理论证实了农业社会时期长尺度的气候变化与人口的相互关系(Lee et al. 2008; Lee and Zhang, 2010)。为了对唐代治、乱分期与气候变化的作用机制做进一步的探讨, 本研究引用Lee等(2008)基于《中国人口史》(赵文林和谢淑君, 1988)重建的中国人口增长率数据(图1-f)。

2.2 方法

2.2.1 治世与乱世的界定

治乱交替、盛衰更迭, 是传统社会的运行常态, 朝代经历的兴衰更替的过程, 其实质可以看作是一种持续一定时间的社会状态及其之间的相互转化(郑杭生和胡翼鹏, 2009)。本研究以战争数量、主要战争类型及社会大事件定量描述唐代社会治乱更替状况。战争数量在一段时期相对明显增多, 主要战争类型以反叛战争和防御型边境战争为主, 则定义为唐代的乱世期; 反之, 战争数量相对明显减少, 主要战争类型以进攻型边境战争为主, 社会维持相对的稳定时期被定义为盛世期。重大社会事件是指公元783年泾原兵变、德宗出逃, 叛军占领国都, 这一乱世期以公元784年收复长安、德宗重回国都为结束年。

战争数量参考《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2003)的索引章节整理, 战争性质参考《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和《中国历代战争史》(台湾三军大学, 2013), 社会大事件及社会政治变化参考《隋唐五代史》(王仲荦, 2003)和《中国通史》(范文澜, 1978)。本研究在将战争数量考虑为社会治乱分期因素时, 统计中严格保持尺度一致, 年表索引章节的记录, 1条记录为1次战争。根据参战双方性质分为反叛战争与边境战争2大类, 对边境战争进一步划分为进攻型边境战争和防御型边境战争。

2.2.2 方差分析

为验证唐代治、乱期划分的科学性, 以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验证各种指标数据在治世和乱世时期是否有显著差异。将治乱分期作为控制因子, 各种数据在2种社会期下的差异作为因变量, 结果是组间方差与组内方差的比值。若比值大于1, 且具有显著性, 说明了该指标在治乱期划分下有显著的差异。方差分析的计算公式为:

F=SSA/(k-1)SSE/(n-k)=MSAMSE(1)

其中(1)式中F为方差分析的检验统计量; SSA为组间离差平方和, SSE为组内离差平方和, 单因素方差分析将观测变量总的离差平方和分解为组间离差平方和与组内离差平方和; n为总样本量, k-1和n-k分别是SSA和SSE的自由度; MSA是平均组间平方和也称为组间方差, MSE为平均组内平方和也称为组内方差。

2.2.3 相关分析

统计学在解释历史规律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相关分析可以用来分析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般规律。本研究采用皮尔森相关分析法对温度、降水、粮食产量丰歉等级、反叛战争、边境战争以及人口增长率等数据进行检验, 进而探讨数据间相互关系, 包括: (1)温度、降水变化分别与总战争、反叛战争、边境战争的关系; (2)温度、降水变化分别与进攻型边境战争、防御型边境战争的关系; (3)气候变化— 农业丰歉— 人口增长率的关系链; (4)气候变化— 农业丰歉— 反叛战争— 人口增长率的关系链; (5)气候变化— 农业丰歉— 人口增长率— 进攻型边境战争的关系链。

3 结果
3.1 唐代治世、乱世分期结果

唐代290年历史中共划分为5个社会治世、乱世, 分别为:公元618— 626年乱世, 公元627— 742年治世, 公元743— 784年乱世, 公元785— 859年治世, 公元860— 907年乱世。图 1虚线是对唐代5个治世、乱期的划分, 图 1-g显示乱世期总战争数量和反叛战争数量大于治世期; 边境战争在前3个社会期相对数量较多, 其中治世期以进攻型边境战争为主, 乱世期以防御型边境战争为主。表 1是对总战争、反叛战争、边境战争、进攻型边境战争和防御型边境战争数量在5个治乱期内年均值的统计, 可以看出: 总战争和反叛战争数量年均值在乱世期高于治世期; 前3个社会期的总边境战争、进攻型边境战争和防御型边境战争数量均值相对较多; 防御型边境战争数量均值在乱世期高于相邻治世期。

表 1 唐朝治世、乱世期划分及对应的战争数量年均值统计 Table1 Stability division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corresponding average number of wars
3.2 治世、乱世与各指标的方差分析

计算各类型战争均值、温度均值、降水均值、农业丰歉等级均值、人口增长率均值在乱世、治世的比值, 从表 2可以看出, 总战争、反叛战争和防御型边境战争的乱世/治世值大于1, 温度、降水、进攻型边境战争、农业丰歉等级和人口增长率数据的乱世/治世值小于1, 说明总战争、反叛战争、防御型边境战争更容易发生在乱世, 进攻型边境战争易发生在治世, 温度、降水在治世期平均状况优于乱世期; 农业丰歉治世期平均状况优于乱世期; 人口增长率在治世期远超乱世期。

表 2 唐朝治世、乱世气候变化指标、战争数量、农业丰歉等级值、人口增长率的方差分析 Table2 1-way ANOVA of stability division and climate change, war numbers, agricultural harvest and population growth rate during Tang Dynasty

以治、乱分期作为单因素方差分析中的控制变量, 以各类型战争、温度、降水、农业丰歉等级、人口增长率作为观测变量结果展示在表 2后两列, 第5列值是方差分析F统计量的观测值, 第6列是概率р 值, 当р 值小于显著性水平α 则表示方差分析结果显著。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本文对唐代社会治、乱划分中, 总战争、反叛战争、防御型边境战争、进攻性边境战争、温度、降水和人口增长率都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3.3 战争与气候变化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表 3是唐代各类型战争、温度、降水、农业丰歉等级和人口增长率的皮尔森相关分析的结果。温度、降水变化与反叛战争数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0.13, -0.14, P< 0.05), 与边境战争数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24, P< 0.01; r=0.12, P< 0.05), 与总战争数量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温度、降水变化与总边境战争、进攻型边境战争数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24, P< 0.01, r=0.12, P< 0.05; r=0.21, 0.19, P< 0.01)。温度变化与防御型边境战争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13, P< 0.05), 降水与防御型边境战争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降水变化与农业丰歉等级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28, P< 0.01), 农业丰歉等级变化与反叛战争数量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0.22, P< 0.01), 降水减少时农业丰歉等级下降, 可能引起更多的反叛战争。农业丰歉等级、人口增长率变化与进攻型战争数量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17, 0.13, P< 0.05), 温度升高、降水增加时农业丰歉等级上升, 人口增长率上升, 更容易发生进攻型的边境战争。

表 3 唐代温度、降水、粮食丰歉等级、反叛战争、边境战争及人口增长率的相关分析 Table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gricultural harvest, wars and population growth rate during Tang Dynasty
4 讨论
4.1 分期结果的讨论

本研究根据定量的战争统计数据将唐代划分为5个治、乱期。在建国初的近10年, 唐代主要战争是抵御外族入侵和平定国内反叛(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2003; 王仲荦, 2003)。公元627年以后的100多年间鲜有反叛战争发生, 战争以唐王朝进攻型的边境战争为主, 随着唐王朝统治逐渐巩固, 社会经济和人口逐渐发展, 唐王朝在这一时期积极向外开疆扩土(范文澜, 1978)。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总战争数明显增加, 军费支出从公元713年不足二百万贯升至一千五百万贯(杜佑, 1896; 王仲荦, 2003; 贾志刚, 2006), 反叛战争数量明显增多, 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掀起反叛战争的高潮。公元743— 784年作为唐代的第2个乱世, 进攻型边境战争和防御型边境战争数量都相对较多(进攻型边境战争12次, 防御型边境战争12次), 集中发生在公元746— 754年的进攻型边境战争, 史学家认为直接原因府兵制逐渐瓦解, 募兵制征得的兵士多是亡命之徒和少数族人, 好功求赏, 加上唐玄宗晚年赏边功促使边将士兵生事邀功(范文澜, 1978; 王仲荦, 2003); 随着唐向外扩张, 主动对边境民族政权的攻击势必受到边境民族的回击, 在唐内部动荡、反叛战争占主要战争类型时, 边境民族趁乱对唐代发起攻击, 因此盛唐扩张期后一旦出现国内动乱变会引来大量边境进攻战争。公元785年后, 反叛战争数量明显减少, 仅有的几次反叛战争是政府平定割据打击藩镇为目的得战争, 这一段时期维持了相对的安定。到公元860年浙东裘甫率众起义, 以此为开端农民起义为代表的反叛战争大量涌现(台湾三军大学, 2013)。

根据以上对唐代社会治、乱世的划分, 不仅总战争、反叛战争、进攻型边境战争、防御型边境战争在治、乱2种社会类型中变现出显著的数据差异, 温度、降水、农业丰歉等级和人口增长率重建数据亦显示出显著数据差异。由于进攻型和防御型两类边境战争在治乱世中的各自体现, 边境战争总数治、乱世分期中无法表现显著数据差异。多重比较进一步分析看出, 总战争在第1个治世和第2个乱世中没有显著差异, 原因是在治世(公元627— 742年)唐王朝积极向四方扩张势力, 出现了大量进攻型边境战争, 69%的战争为进攻型边境战争, 增加了该时期总战争数量, 与公元743— 784年乱世期的总战争数差异不显著; 第2个治世与第2个乱世的反叛战争、总战争差异不显著, 原因为治世期(公元785— 859年)出现了一些以平定藩镇割据为目的的反叛战争, 使得这个治世期反叛战争和总战争数量增加, 与第2个乱世内总战争和反叛战争差异不显著。防御型边境战争在第1个乱世(公元618— 626年)与第3个乱世期(公元860— 907年)比较中存在显著差异, 而在第1个乱世期与第2个乱世期(公元743— 784年)、第2个乱世期与第3个乱世期没有显著差异性, 这是由于第3个乱世主要的社会动乱是由农民起义为代表的反叛战争引起的, 反叛战争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战争类型, 而相比第1个乱世防御型边境战争和反叛战争都占据很大比例; 2个治世期的比较中, 由于第1个治世期唐王朝积极对外扩张, 约每2年发生1起进攻型边境战争, 进攻型边境战争数量明显增加, 而在第2个治世期国内割据势力林立, 统治集团都在极力维持相对稳定的国内形势, 故而导致2个治世期总战争、进攻型边境战争差异显著。

4.2 气候变化与唐代社会治、乱更替的关系

4.2.1 气候变化与唐代治世出现的关系

以战争定量指示唐代社会治、乱变化, 因此探讨气候变化与唐代社会治、乱更替的关系即是探讨气候变化与唐代战争发生的关系。唐代治世期战争数量相对较少, 主要战争类型为进攻型边境战争。相关分析结果得到温度、降水与总边境战争表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尤其是与进攻型边境战争的显著正相关关系。温度升高、降水增加时唐代进攻型边境战争数量增加。按资源短缺理论的思路以及Webster(1975)对战争的解释— — 战争是人口增长和资源限制条件下的生态适应性选择, 当人均供给不能满足人口需求, 便容易产生战争。当唐代进入气候暖期, 降水充沛, 农业产量提高, 刺激了快速增长的人口, 在科技贡献有限、国内土地资源一定的情况下, 人口的快速增长产生对土地资源的更大需求, 因而更易发生以对外扩张为目的的边境战争。

这种解释要满足一个基本前提, 即气候变化引起农牧交错带南北移动, 暖期农牧交错带北移, 为中原农业民族解决自身粮食供给不足问题提供途径。现有的一些关于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影响农牧交错带移动的研究为这个前提条件提供了理论支持(方修琦, 1999; 王铮等, 2005; 刘璐等, 2016)。众多研究认为, 唐代前期温暖湿润的气候使农牧业界线北移、农耕区扩大, 农区北界向北推至今靖远、盐池、白城子、呼和浩特南至张家口、燕山南麓一线; 唐后期进入冷期, 北方游牧民族南扩使畜牧业得以发展(蓝勇, 2001; 何凡能, 2010)。Zhang等(2015)在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的研究中, 也证实了隋唐降水丰沛时期, 农牧边界线北移。这些研究结果证实了唐代气候温暖、降水充沛时期中原民族北上扩张。

唐代的第1个治世期(公元627— 742)温度和降水平均值明显高于前一乱世期(公元618— 626), 整个时期的温度、降水基本都高于平均值; 唐代第2个治世期降水高于平均值, 温度由前一乱世期急剧下降后开始回升。优越的气候条件对农业收成起到直接作用, 食物供给得到满足, 因此在良好的气候环境下极少发生农民起义的反叛战争, 总战争数量明显减少, 社会状态相对稳定。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 国家经济也得以发展, 社会在良好的大环境下巩固和发展, 对更大资源的需求, 以及良好的气候环境创造的军事储备促使唐代主动发起对外扩张的边境战争。因此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 极少发生反叛战争, 总战争数量相对减少, 主要战争类型为进攻型边境战争, 气候温暖降水充沛的时期易出现社会治世期。

4.2.2 气候变化与唐代社会乱世出现的关系

乱世期总战争数量明显增多, 主要战争类型是反叛战争和防御型边境战争,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了温度、降水与反叛战争数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虽然每一次战争的爆发都可以从社会、人文方面找到直接触发因子, 但农业社会时期气候变化无疑加剧了这些矛盾。

中国过去是传统的农业国家, 生活资料主要依赖于气候和气象条件, 温度和降水直接影响到农业收成丰歉(倪根金, 1988; 满志敏, 2009)。章典对唐末至清末气温与战争频数分析中得出温度冷期造成农业歉收, 资源压力变为人口压力, 更容易引起农民起义, 所以反叛战更容易在冷期爆发(章典等, 2004)。Yin等(2014)和方修琦等(2014)从粮食安全理论得出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对应于温度从暖到冷变化、农业产量减少的时期。气候— 农业— 反叛战争的影响是唐代社会乱世期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结合图 1, 自公元742年向公元743— 784年乱世期变化时相应温度下降、降水减少, 农业丰歉下降近0.6个等级, 年均反叛战争频数增加了7.4倍。自公元859年向公元860— 907年乱世变化时相应的温度变化下降了1.53个单位, 降水减少了1.11个单位, 降水整体低于平均水平, 农业丰歉等级值从公元850年的4级减少到公元881年的1级。尽管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被认为有许多人为因素, 但是气候恶化导致收成减少, 均田制废弃, 在此基础上的府兵制也走向尽头, 最终导致内外军事不平衡, 拥有军权的节度使掀起一场浩大的反叛战争, 气候恶化在这场反叛战争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唐朝在公元907年灭亡, 其直接原因与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有关(Yin et al., 2016a, 2016b)。自公元861年关东连年水旱, “ 百姓流殍” 、“ 相聚为盗” , 公元874年王仙芝在遭遇严重干旱的河南省聚众起义(司马光, 1956)。因此冷期、降水持续减少的时期, 反叛战争容易爆发, 反叛战争数量明显增多、社会动乱构成唐代乱世的主要特征。

有关气候变化与唐朝灭亡的关系在目前的研究存在争议。争论各方都承认气候变化对社会治乱存在影响, 争论的焦点在于: 唐代后期是否干旱, 是什么时间尺度的干旱, 以及唐代是否亡于干旱(Yin et al., 2016a; 方修琦等, 2019)。已有的研究主要有3种观点: 其一, Yancheva等(2007)和Zhang等(2008)根据代用指标重建认为, 百年尺度上的夏季降水减少引起唐后期干旱, 导致社会不稳定与唐代灭亡有关; 其二, Zhang等(2007c, 2008, 2010a, 2010b)根据文献指标重建认为, 唐朝后半期的气候特点为“ 寒冬— 湿夏” , 寒冷的气候条件与多种社会、人文因素共同导致了唐代灭亡; 其三, Yin等(2016a)和方修琦等(2019)根据文献指标的降水重建认为唐末年际尺度上的极端干旱事件对唐王朝灭亡有重大影响, 根据文献指标和代用指标的温度重建认为气候变冷与唐朝灭亡有关。Yin等(2016a)肯定了百年尺度的温度变冷对唐代灭亡的影响, 重新定义了与唐朝灭亡有关的年际尺度的极端干旱事件, 既没有否定降水对唐代灭亡的影响, 也没有肯定Yancheva等(2007)和Zhang等(2008)百年尺度降水的影响。蓝勇(2001)认为, 8世纪中叶气候由暖转冷造成北方游牧民族南下, 游牧民族南下的压力与唐代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有直接关系, 加之唐代后期冷湿的气候条件, 降水相对较多, 水土流失、河溢消耗国力, 唐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减弱。综合上述观点, 作者认为造成气候变化与唐代灭亡争议的原因为: 首先, 数据来源的差异, 基于不同的代用指标与历史文献资料重建的气候数据存在差异; 其次, 在气候变化与唐代晚期社会衰亡的关系中研究尺度不一致。文中在代用指标与历史文献资料重建的基础上(分辨率为10年)认为, 唐代最后一个乱世期对应于温度持续降低、降水持续且大幅度下降的气候背景, 农业收成减少, 农民起义为主的反叛战争大规模爆发, 加之自前一个乱世时期国内割据、中央集权削弱, 无论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 都无法及时有效地对气候变化及社会动乱做出调节, 在温度持续变冷、降水减少和社会动乱中走向灭亡。

5 结论

1)根据总战争数据、不同类型战争数据的变化和个别重大历史节点事件, 将唐代社会变化划分为5个治世、乱世时期, 分别为: 公元618— 626年乱世, 公元627— 742年治世, 公元743— 784年乱世, 公元785— 859年治世, 公元860— 907年乱世。乱世多发生反叛战争和防御型边境战争, 治世多发生进攻型边境战争。

2)气候变化影响唐代社会治、乱更替。温度较高、降水充足的时期, 农业丰收, 国家经济繁荣, 人口增长率较高, 社会巩固并发展, 容易出现治世期, 唐代积极向外扩张进攻型边境战争增多; 温度低于平均值, 降水持续减少的时期, 粮食产量不足, 反叛战争更容易爆发, 边境民族入侵, 防御型边境战争会增多, 社会乱世期出现。

致谢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王蕾彬老师在本论文的逻辑梳理中给出许多指导, 编辑与审稿人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在此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 李新坡; 英文审校 刘贺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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