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作者简介 高志勇,男,1974年生,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沉积学与油气储层地质学研究。E-mail: gzybox@163.com。
中国中西部盆地的盆山结合部位,勘探程度较低、钻井少、地震成像复杂,致使利用传统的地震相、测井相、岩心资料等研究原型盆地岩相古地理特征较为困难。基于露头中巨厚砾岩发育层段对应盆地内储集层平面展布范围最广这一认识,运用“将今论古”方法,建立南天山前现代冲积扇、扇三角洲平原、河流等沉积体系中砾石与搬运距离关系,以及不同沉积相类型中砾石发育产状与湖岸线远近关系,定量计算了准噶尔盆地多条重点剖面侏罗系—白垩系现今位置与沉积物源区和湖岸线演化的距离,恢复了侏罗纪—白垩纪物源区范围与湖岸线演化过程。认为侏罗纪—早白垩世砂砾岩储集体向盆地内延伸范围最大时期的湖岸线,明显与现今盆地边缘线有一向西北方向敞开的夹角,该认识对在编制岩相古地理图过程中以盆地边缘线即为湖岸线的观念提出了不同见解,为恢复准南等低勘探程度区原型盆地的岩相古地理特征、预测有利储集体的展布提供参数依据。建立的刻画物源区变化和湖岸线迁移的定量评价方法与参数,是对传统沉积学研究的有益补充。
About the first author Gao Zhi-Yong,born in 1974,is a senior engineer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PetroChina. He is engaged in research on sedimentology and reservoir geology. E-mail: gzybox@163.com.
Low-resolution drilling and seismic imaging in the low-exploration area of the orogenic-basinal region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s of China is complicated. It is difficult to use traditional seismic facies, logging facies or core data to study the palaeogeographic features of the archetypal basin. We established the relationship both between gravel and transport distance, and between gravel development and shoreline migration in the pre-modern alluvial fan, fan delta plain, river and other sedimentary facies. The distance between several outcrops and shorelines from Jurassic to Cretaceous in the Junggar Basin was quantitatively calculate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source area and shorelines of the Junggar Basin in Jurassic to Cretaceous was reconstructed. The palaeogeographic features of the sedimentary archetypes of the basin in the lower-resolution exploration area of the southern and other regions are predicte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predicting the distribution range of the favorable reservoi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lineation of the source area and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parameters of the shorelines migration are an important and beneficial supplement for the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sedimentology.
在陆相沉积盆地中, 砾岩主要分布在盆地边缘, 分布区域较为局限(余素玉, 1984)。一般情况下, 盆地边缘发育巨厚的砾岩层段, 相应的向盆地内延伸则有厚层的砂砾岩、砂岩等存在。万静萍等(1989)统计了酒西盆地多口钻井中砂砾岩厚度, 认为砂砾岩厚度与搬运距离呈指数关系并由盆缘向盆地内延伸。可见, 砾石成分可直接反映物源区的母岩成分(刘宝珺和曾允孚, 1984; 李忠等, 2004), 砾石粒度的大小反映了距物源区的距离。前人对砾岩的岩石学特征、沉积环境、砾岩与构造运动关系(何开华, 1988; 曾宜君等, 2004; 林秀斌等, 2009; Gao et al., 2009; 程成等, 2012; 李小陪等, 2013), 以及反映沉积物源区迁移(张庆云和田德利, 1986; 高志勇等, 2015, 2016a, 2016b)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
湖岸线附近有利于岩性地层油气藏的发育(卫平生等, 2007), 古湖岸线控制着砂体和油气的分布范围(姜在兴和刘晖, 2010)。前人就现代和古代的湖岸线迁移做了较多研究, 裘善文等(1988)对湖岸周边5期沙堤及古土壤的研究后认为, 兴凯湖在5万多年的时间里北岸线有3次大的变迁, 向后退了15.5 km; 纪友亮等(2005)对东濮凹陷沙河街组沙三段沉积期单层盐岩的厚度研究来确定湖平面下降最小值, 盐岩沉积时期的湖岸线与正常湖岸线相距较远; 杨克文等(2009)认为划分出三角洲平原和三角洲前缘十分重要, 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就是湖岸线; 姜在兴和刘晖(2010)认为可利用地貌特征进行古湖岸线识别; 刘启亮等(2011)运用铁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并结合辫状河三角洲平原和前缘在岩性、粒度、沉积构造、生物化石等方面的特征, 确定湖岸线位置; 高志勇等(2019a)通过建立现代扇三角洲砾石径与沉积搬运距离关系、砾石径与湖岸线位置变化, 恢复了准噶尔盆地西北缘百口泉组沉积时期的湖岸线迁移特征。
准噶尔盆地南缘(简称准南)深层下组合(中生界)勘探程度低, 野外剖面展示出侏罗系砂体分布厚度大、面积广、储集性好(林潼等, 2013)等特征。准南中段乌奎背斜带侏罗系埋深达6000~7000 m, 由于揭示侏罗系深层的钻井非常少, 地震成像复杂、多解性强(李本亮等, 2011; 管树巍等, 2012), 造成传统的利用地震相、测井相、岩心资料等研究沉积相并预测砂体展布范围较为困难, 严重制约了准南深层的油气勘探。在低勘探程度区, 探寻深部中生界油气地质特征, 若能够找到较准确反映物源区变化、湖岸线迁移的定量评价参数, 可为原型盆地岩相古地理恢复、预测有利储集体展布范围提供技术支撑。作者注意到, 在准南侏罗系— 白垩系野外剖面中, 以砂砾岩和泥岩互层沉积为主(况军等, 2014; 高志勇等, 2016a, 2016b), 厚层的砂砾岩发育层段, 对应着向湖盆方向沉积更广泛的储集体范围。基于上述思考, 可采用“ 将今论古” 的方法, 通过分析天山前现代沉积相及定量评价砾石参数特征, 建立现代冲积扇、扇三角洲平原、河流等沉积体砾石与搬运距离关系式, 应用于准南侏罗系— 白垩系野外露头中的沉积相、平均砾石径与沉积搬运距离关系等对比, 形成判断沉积物源区与湖岸线的地质参数, 力求恢复准南等低勘探程度区原型盆地的岩相古地理特征, 为预测有利储集体的展布范围提供参数依据。
为了测量砾石排列的方位及其形状变化, 给每个砾石设立3个互相垂直的轴, 每一个砾石延长的最大距离为长轴(a轴), 另一轴为短轴(c轴), 再就是中轴(b轴)(吴磊伯, 1957; 吴磊伯等, 1958)。砾石的粒度是通过测量每个砾石a轴(长径)、b轴(中径)和c轴(短径)的长度, 然后进行计算和统计而得的, 其中的平均砾径
砾石大小的变化与水流的速度和流程有密切关系, 如果水流的速度加大, 则砾石大小混杂, 粒度平均数亦随之增加。当水流的速度减小, 由于巨砾常不能搬动, 砾石大小比较接近一致, 粒度平均数相对减小(吴磊伯等, 1958)。通过大量野外观察, 无论是在物源区的山间河流, 沉积区的冲积平原河流、冲积扇(扇三角洲)辫状河道等河道内、坝体表面, 牵引流作用下砾石粒径的大小向下游有明显变小趋势, 国内外学者在此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
吴锡浩和钱方(1964)对川江徐家沱— 金刚沱河段现代河床砾石的研究, 以及张庆云和田德利(1986)对吉林省洮儿河研究后指出, 砾石一般显示有规则的排列, 扁平面正对水流方向, 流速越大, 扁平面倾角也越大。砾石长轴方向大致与水流方向垂直, 具有向河岸两侧倾斜的趋势, 倾角在10° ~15° 。砾石间泥砂及小砾石充填, 也是在砾石沉积后水流平缓流动时嵌入的,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因不同岩性的比重不同而产生的水流重力分选作用的结果。万静萍等(1989)认为沉积物的粒度分布与陆源区物质的性质、风化作用、沉积物搬运时颗粒的磨蚀、溶蚀、搬运和沉积时的分选作用、河道梯度及水的流量有关。对于较大颗粒(从砾石到极粗砂), 较软的岩石或矿物以及坡降较陡的河流来说, 机械磨蚀及水的流量是重要因素。Nicola(2002)通过对意大利Piave River砾石沉积特征及向下游砾石中值粒径、分选系数等变化特征研究, 认为砾石的磨损与分选作用控制了向下游砾石粒径的变化, 且分选作用更加重要。Michael(2008)通过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北部含沙量低的Sacramento River砂砾质沉积物中值粒径与沉积搬运距离关系研究后认为, 从河口溯源至上游230~400 km范围内, 河道内砾石与砂质混杂堆积, 至230 km左右处全部转换为砂质沉积, 可见河道内砾石转化为砂质沉积物是逐步完成的, 而辫状坝上砾石则在200~240 km的范围内快速转变为砂质沉积。二者沉积特征的差异, 受控于不均匀以及低含量的沉积物供给与河道底部坡降梯度差异。Gale 等(2019)对斐济的Sabeto River砾石沉积特征及向下游砾石中值粒径、分选系数等变化特征研究, 认为砾石的磨损与分选作用控制了下游砾石粒径的变化, 且分选作用更加重要, 磨损使砾石粒径变小的作用相对弱。
国外学者针对冲积扇与河流等沉积相砾石粒径(中值粒径D50等)向下游变细及其与搬运距离的关系等方面做了较多研究(Paola et al., 1992a, 1992b; Robinson and Slingerland, 1998; Hoey and Bluck, 1999; Alexander et al., 2011; Gale et al., 2019), 并建立了如下较为经典的关系式:
其中, D0— 所观测的最初的砾石粒径(mm); α — 砾石粒径变细的指数(km-1); x— 是向下游砾石搬运距离; Dx— 搬运距离为X时的砾石粒径(mm)。
国内在此方面的工作开展较少, 万静萍等(1987, 1989)测量了大量砾石直径, 利用砾石的平均砾径(
其中, L— 砾石搬运距离(km);
采用“ 将今论古” 的方法分析现代沉积的砾石与物源区和湖岸线的关系, 研究区的选取至关重要。本次研究的准噶尔盆地南缘主体西起乌苏, 东至乌鲁木齐— 阜康一线, 东西长约300 km, 南北宽约100 km, 面积可达3× 104 km2左右(林潼等, 2013)。考察现今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发育大量现代冲积扇与河流等沉积, 只有位于焉耆盆地的博斯腾湖及其周缘发育冲积扇、扇三角洲、河流— 三角洲、沼泽、滨浅湖及滩坝等多类型沉积体。焉耆盆地是天山主脉与其支脉之间的中生代断陷盆地, 东西长170 km, 南北宽80 km, 面积约13 000 km2。博斯腾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 东西长约55 km, 南北宽约25 km, 水域面积大于800 km2, 其周缘发育了开都河及其三角洲、黄水沟冲积扇、马兰红山扇三角洲、湖相滩坝、风成沙丘等多类型沉积体(石雨昕等, 2017, 2019; 高志勇等, 2019a, 2019b)(图 1)。从多类型沉积相发育特征、物源区碎屑组分以及工作容易开展等多方面来看, 是现今陆相湖盆沉积特征与天山南北古代沉积体类比的理想场所(图 1)。
依据前人提出的测量砾石粒度的方法(吴磊伯, 1957; 吴磊伯等, 1958; 吴磊伯和沈淑敏, 1962), 对分布于博斯腾湖北缘有持续物源供给的黄水沟冲积扇辫状河道内、马兰红山扇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内、开都河山间河段— 辫状河段— 曲流河段河道内的砾石, 开展了砾石a轴(长径)、b轴(中径)和c轴(短径)的长度和砾石排列分布的倾向与倾角的测量工作。在此3种沉积相类型中, 沿物源区— 沉积区下游河道设置了多个考察点, 在每个考察点根据砾石沉积特征的不同, 选取多个测量点, 每个测量点面积都大于1 m2并随机选取多于100个砾石进行测量。在获得大量数据基础上, 主要选取平均砾径
通常情况下, 在冲积扇、扇三角洲甚至河流相沉积中有较多重力流等事件沉积发育, 笔者为了建立物源区与湖泊沉积区的联系, 选取的砾石主要分布在河道内(含辫状坝), 即明显的牵引流为主要作用下的砾石, 这样建立的平均砾径
位于博斯腾湖西北缘的黄水沟发源于天山中部的天格尔山南坡, 为雨雪混合型河流(魏光辉, 2015; 石雨昕等, 2019; 高志勇等, 2019b), 自和静县城北218国道黄水沟收费站向南流出山口, 出山口以上河流长110 km, 流域面积为4311 km2, 多年平均径流量为2.87× 108m3。黄水沟出山口后形成复合冲积扇, 扇体长约18 km, 宽约19 km, 扇中部有新近系安吉然组沉积的弱固结扇体抬升并出露, 现今多期冲积扇前积(高志勇等, 2019b)(图 1)。通过分析冲积扇辫状河道内砾石成分, 测量砾径, 计算砾石的球度、扁度及平均砾径并与沉积搬运距离进行对比可知, 平均砾径由黄水沟收费站北10 km山间河段的15.63 cm, 减小至冲积扇端的平均5.48 cm, 沉积搬运距离为28.8 km, 平均砾径减少了65%左右, 并向下游逐步演化为以沙质沉积为主。对平均砾径变化值与沉积搬运距离进行了数据拟合, 建立了黄水沟复合冲积扇辫状河道内的平均砾径变化与沉积搬运距离关系式(高志勇等, 2019b):
其中, S为砾石沉积搬运距离(km);
2.2.1 马兰红山扇三角洲平均砾径(
位于博斯腾湖北缘的茶汗通古河(乌什塔拉河), 发源于哈依都他乌山系南麓冰川区, 以降水补给为主、冰川冰雪融化水补给为辅的河流。茶汗通古河全长80.0 km, 出山口以上河流长50.0 km(薛刚, 2011), 集水面积1017 km2, 出山口以下河流长约30 km, 最终流入博斯腾湖, 形成马兰红山扇三角洲沉积(图 1)。沿乌什塔拉乡公路向北进入山间盆地, 山间盆地内茶汗通古河辫状河道带宽约130 m, 河道内发育砾石与沙质沉积, 植被较发育, 砾石粗大, 磨圆较好, 呈次棱角状— 次圆状(图 3-a, 3-b)。砾石成分较多, 以花岗岩、花岗斑岩为主, 少量脉石英、变质岩等(表 1)。通过分析物源区和扇三角洲平原辫状河道内砾石成分, 测量砾石径, 计算砾石的球度、扁度及平均砾径并与沉积搬运距离进行对比(表 1)可知, 砾径由上游山间河段平均为30.34 cm, 减小至近湖区扇三角洲平原远端的3.83 cm, 沉积搬运距离为32.09 km, 平均砾径减少了87%左右, 并向下游逐步演化为以沙质沉积为主。对表 1中平均砾径变化值与沉积搬运距离进行了数据拟合, 建立了如马兰红山扇三角洲平原辫状河道内的平均砾径变化与沉积搬运距离关系式:
其中, S为砾石沉积搬运距离(km);
2.2.2 马兰红山扇三角洲表面降低梯度
如图 1所示, 对博斯腾湖北缘的现代扇三角洲沉积体系表面多个实际测量点的海拔高度、以前一测量点为基准的直线距离进行了测量, 并计算出沉积体表面降低梯度, 即沉积体表面每延伸1 km所降低的高度差(Cornel and Janok, 2006)。如表 2所示, 马兰红山扇三角洲平原由红山山间盆地至出山口扇根、高速桥南扇三角洲平原辫状河道、金沙滩西北的风成沙丘直至金沙滩扇三角洲与湖交互区, 梯度值分别为0.043 108 3、0.016、0.004 018及0.000 837。依据沉积体表面降低的梯度值(表 2), 编制了梯度值与沉积距离关系图(图 4), 由图 4及表 2可知, 位于博斯腾湖北缘的马兰红山扇三角洲沉积体梯度值较高, 沉积坡度由2.5° 降低至0.05° 。其西部的黄水沟冲积扇沉积体梯度值较低, 沉积坡度范围是0.58° ~0.76° (高志勇等, 2019b)。位于博斯腾湖西北缘的开都河河流三角洲沉积体梯度值最低, 沉积坡度由0.39° 降低至0.02° (石雨昕等, 2017)。由此可见在博斯腾湖北缘, 由西向东的河流三角洲相— 冲积扇相— 扇三角洲相的沉积坡度逐步增大。
开都河位于博斯腾湖西北缘, 发源于天山中部的依连哈比尔尕山和蒙尔宾山, 经大山口流出山口后最终注入博斯腾湖, 是博斯腾湖最重要的水源供给河流, 常年流水不断并有大量的砂砾质与泥质供给。开都河由上游的察汗乌苏水电站至入湖口发育有山间河段、辫状河段、曲流河段、顺直河段等4种河型, 以及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石雨昕等, 2017)。对开都河山间河段— 辫状河段— 曲流河段的砾石沉积特征进行了分析, 测量砾径, 认为由察汗乌苏水电站至军垦大桥北侧砾石搬运距离大于100 km, 平均砾径由60.62 cm, 减小至1.02 cm, 减少了90%以上, 并逐步演化为以沙质沉积为主。砾石成分中脉石英砾石、凝灰岩砾石增多, 粉细砂岩砾石减少。对平均砾径变化值与沉积搬运距离进行了数据拟合, 建立了如开都河此种由山间河段— 辫状河段— 曲流河段的平均砾径变化与沉积搬运距离关系式(石雨昕等, 2017):
其中, S为砾石沉积搬运距离(km);
准南侏罗系分布广泛, 昌吉一带最厚, 由此向东西方向逐渐减薄(邓胜徽等, 2010; 况军等, 2014)。笔者对准南郝家沟— 头屯河、呼图壁河、玛纳斯河红沟及安集海河等剖面的侏罗系— 白垩系各组主要砾岩发育段的砾石成分和砾石径进行了分析与测量。同时, 对阜康县三工河剖面、西北缘吐孜阿克内沟剖面侏罗系— 白垩系各组砾石成分和砾石径等进行了资料整理总结。
剖面位于乌鲁木齐市西南约40 km处。下侏罗统八道湾组底部砂砾岩呈灰白色、灰绿色与下伏郝家沟组颜色较深的砂砾岩区别明显(邓胜徽等, 2010)。八道湾组下段砾岩为灰白色、浅灰绿色中、细砾岩, 单层厚40~80 cm。砾石呈次棱角状、次圆状, 反映了远源沉积搬运特征。中侏罗统西山窑组中上部发育灰色、浅灰绿色砂砾岩, 同样具有远源沉积搬运特征。中侏罗统头屯河组下段发育多套砂砾岩— 泥岩正韵律层, 砾岩厚30~60 cm, 砾石呈次棱角状、次圆状, 下白垩统吐谷鲁群与上侏罗统不整合接触, 吐谷鲁群底部为灰绿色巨厚砂岩夹含砾粗砂岩、砂质砾岩(邓胜徽等, 2010)。砾石成分及砾径详见表 3。
剖面位于呼图壁县城南呼图壁河上游齐古油田西南。中侏罗统西山窑组砾岩主要位于中上部厚层砂岩底部, 属河道底部滞留沉积。砾岩厚35~50 cm, 砾石呈次棱角状— 次圆状。
中侏罗统头屯河组砾岩厚度增大, 一般厚50~130 cm, 砾石呈次棱角状、次圆状。上侏罗统喀拉扎组整体为一套巨厚的砾岩沉积, 褐色及少量灰绿色砾岩的砾石呈棱角状、次棱角状, 沉积搬运距离较近。下白垩统清水河组底部发育灰绿色砾岩, 厚1.5~2.5 m, 砾石呈层状分布。砾石呈棱角状、次棱角状, 属较近沉积搬运距离产物。砾石成分及砾径详见表3(图5)。
剖面北距石河子市约70 km。中侏罗统西山窑组下部为灰黄色、灰绿色砾岩, 厚度较薄, 单层厚25~35 cm, 主要位于厚层状河道砂体底部, 属滞留沉积。中侏罗统头屯河组黄绿色中、细砾岩厚度较薄, 单层厚15~35 cm, 主要位于厚层状河道砂体底部, 属滞留沉积。部分砾石位于槽状交错层理的层理面之上, 厚度较薄, 呈砾石层分布。上侏罗统喀拉扎组发育灰褐色、黄褐色厚层状砾岩, 厚300余米(邓胜徽等, 2010)。下白垩统吐谷鲁群底部发育灰色、灰绿色厚层状砾岩, 砾石成分及砾径详见表3。
剖面位于沙湾县城西南安集海河上游。下侏罗统八道湾组发育厚层砂砾岩与泥粉砂岩互层, 砾岩厚0.5~1.5 m, 呈灰色、灰褐色, 砾石呈层状排列, 呈次棱角状、次圆状。中侏罗统头屯河组中下部发育厚层状砂岩、砂砾岩, 砾岩厚1.2~2.2 m, 呈灰色、灰黄色。砾石呈次棱角状、次圆状, 砾石成分及砾径详见表3。
剖面位于博格达山南麓, 下侏罗统三工河组砾岩呈灰色、黄绿色, 多发育在厚层状砂岩底部, 有呈透镜体状展布(邓胜徽等, 2010)。砾石分选、磨圆较差, 反映了远源沉积的产物(表 3)。中侏罗统西山窑组底部厚层灰色块状砾岩, 砾石分选较差、磨圆一般, 分布具定向性, 底面见冲刷构造。中侏罗统头屯河组底部发育中砾岩、砂岩夹含砾粗砂岩透镜体(邓胜徽等, 2003, 2010)。砾石成分及砾径详见表3。
西北缘侏罗系总体上较其他地区薄, 总厚度仅数百米, 出露零星, 距克拉玛依市西约5 km的吐孜阿克内沟剖面侏罗系缺失上侏罗统喀拉扎组(邓胜徽等, 2003, 2010)。下侏罗统八道湾组底部灰白色砾岩厚10余米, 砾石分选较差, 呈次圆状。中侏罗统头屯河组为灰绿色砾岩、灰白色含砾粗砂岩、细砂岩夹浅灰绿色泥质细、粉砂岩等(邓胜徽等, 2010)。下白垩统底部为绿灰色砾岩, 砾石分选、磨圆较差。砾石成分及砾径详见表3。
准南侏罗纪— 早白垩世与现今南天山前博斯腾湖周缘沉积背景条件, 虽然在构造地质背景、气候条件、沉积区面积等方面二者存在差异, 但在砂砾质沉积物、砾石成分、发育的沉积相类型以及推测的沉积坡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表4)。同时, 博斯腾湖周缘的黄水沟、茶汗通古河(乌什塔拉河)、开都河等3条河流自山口流出后, 均无支流汇入, 皆为单一沉积物源供给。所选取测量的砾石主要分布在河道内(含辫状坝), 即明显的牵引流为主作用下的砾石沉积物。因此, 黄水沟冲积扇、马兰红山扇三角洲与开都河河流三角洲平均砾径与沉积搬运距离之间的关系均是在单一物源供给条件下建立的, 符合从源到汇的地质条件。基于古今地质条件的限制, 以及对此工作方法的推广, 开展了准南与博斯腾湖周缘“ 将今论古” 的对比分析研究。
前人已运用“ 将今论古” 的方法建立了依据拟合公式、沉积相类型、砾岩结构及砾石磨圆度、砾石成分等定量计算砾石沉积搬运距离与物源区和湖岸线关系的原则, 并在库车坳陷和准噶尔盆地西北缘进行了较好应用(高志勇等, 2015, 2019a)。由此, 笔者依据下侏罗统八道湾组— 下白垩统吐谷鲁群底部砾岩的沉积相类型、主要砾石径范围及砾石成分的变化, 对上述剖面各组主要砾岩中砾石的沉积搬运距离进行定量计算。
原则如下: (1) 现代不同沉积相类型的估算公式(3)~公式(5); (2) 沉积相类型, 准南下侏罗统八道湾组砾岩主要为河流、辫状河三角洲沉积, 中侏罗统西山窑组砾岩为河流、三角洲沉积, 头屯河组砾岩主要为河流相沉积, 上侏罗统喀拉扎组砾岩主要为冲积扇沉积, 下白垩统清水河组底部砾岩主要为扇三角洲沉积(表3); (3)砾岩结构及砾石的磨圆度; (4) 砾石的成分, 砾石母岩的硬度与其搬运距离关系较为紧密, 石英颗粒的耐磨性最强, 花岗岩和长石依次减弱, 石灰岩磨损损失最大。
依据上述原则, 计算出了现今多个野外露头下侏罗统八道湾组— 下白垩统清水河组底部砾石沉积时距物源区距离(表 5)。同时考虑到自新近纪(23 Ma)以来, 准南由东向西自三屯河剖面、金钩河— 安集海河剖面、四棵树凹陷剖面平衡恢复计算出构造缩短量分别为37 km、19.5 km和7.2 km(管树巍等, 2007)。也就是说, 现今的头屯河— 郝家沟剖面、呼图壁河剖面、玛纳斯河剖面及安集海河剖面, 与侏罗纪— 白垩纪沉积时相比, 向北移动了37~19.5 km, 故现将此4个剖面向南回推37~19.5 km(图 6, 红色圆点位置)。因此认为, 侏罗纪— 白垩纪准南物源区距离为计算砾石的沉积搬运距离(表 5)与新近纪以来构造缩短量之和。
由上述分析可知, 下侏罗统八道湾组沉积时期, 准南现今剖面位置距离物源区较近, 计算的现今安集海河剖面所处位置距沉积物源区最远距离为76.91+19.5≈ 96.4(km)(其中19.5 km为构造缩短量), 现今郝家沟— 头屯河剖面所处位置距沉积物源区最远距离为101.68+37≈ 138.7(km)(其中37 km为构造缩短量)。西北缘吐孜阿克内沟剖面现今位置距离物源区最远距离为91.79~48.08 km; 中侏罗统西山窑组沉积时期, 准南现今剖面位置距离物源区较远, 最远距离为100.3(80.8+19.5)~142.9(105.9+37.0) km(含构造缩短量)。推测可能是古环境发生变化, 物源区遭长期风化剥蚀, 山体逐渐变矮、变平, 物源区距离亦发生变化。中侏罗统头屯河组沉积时期, 准南现今剖面位置距离物源区与西山窑组沉积时期变化不大, 最远距离为110.1(90.6+19.5)~108.03~134.5(97.5+37.0) km(含构造缩短量); 上侏罗统喀拉扎组沉积时期, 准南古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随着山体不断隆升, 物源区向北部盆地内迁移(高志勇等, 2015, 2016a), 现今剖面位置距离物源区为63.8(44.3+19.5)~76.4(39.4+37.0) km(含构造缩短量)。由此推测, 现今的喀拉扎组红褐色砾岩(亦称城墙砾岩)当时沉积时规模宏大, 沉积范围宽广, 是重要的储集层发育时期。以上依据砾石径变化和构造缩短量计算的侏罗纪准南物源区演化特征, 与周天琪等(2019)通过重矿物分析提出的准南侏罗纪物源区演化特征较为一致。下白垩统清水河组沉积时期, 准南现今剖面位置距离物源区为55.1(35.6+19.5)~88.3(51.3+37.0) km(含构造缩短量), 甚至更近。西北缘吐孜阿克内沟剖面现今位置距离物源区为45.34~50.43 km(图 6)。
在博斯腾湖北缘沉积物特征与湖岸线距离关系研究中发现, 开都河河流三角洲沉积坡度由0.39° 降低至0.02° 的条件下(石雨昕等, 2017), 开都河河道内沉积物以砾石质为主过渡至以沙质沉积为主的河段处于曲流河上游段, 此处距博斯腾湖岸线约65 km(图 1), 砾石主要为河道内滞留沉积, 平均砾径为1.02~3.33 cm, 开都河为常年流水且砂砾质供给充分的河流; Michael(2008)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北部含沙量低的Sacramento River砂砾质沉积物特征研究后认为, 从河口溯源至上游230~240 km, 河道内砾石和辫状坝内砾石的中值粒径变化成砂质, 河道内砾石沉积物转化为砂质沉积物是逐步完成的, 受控于不均匀的沉积物供给与河道底部坡降梯度差异; 在马兰红山扇三角洲平原沉积中, 沉积坡度由2.5° 降低至0.05° 的条件下, 由出山口的水泥厂至博斯腾湖岸线的距离约为30 km(表 1, 图 1)。表 1中沙井子村西处为茶汗通古河辫状河道内砾石质为主转变为沙质为主河段, 此处至博斯腾湖岸线约为15 km(图 1), 砾石主要为河道内滞留沉积, 平均砾径为3.83 cm。
可见, 物源区沉积物供给充分程度、沉积坡度等因素, 影响了砾质转变为砂质距湖岸线的距离, 即物源供给越充分砾质转变为砂质距湖岸线距离越近, 物源供给量少则砾质转变为砂质距湖岸线距离越远; 沉积坡度越大, 砾质转变为砂质距湖岸线距离越近, 沉积坡度减小, 则砾质转变为砂质距湖岸线距离越远。
计算准噶尔盆地沉积剖面距湖岸线距离依据如下: (1)与现代沉积体沉积坡度相近条件下, 河道内砾石质为主转变为沙质沉积为主河段与湖岸线距离。在现代开都河远源河流— 三角洲沉积体系中, 沉积物供给充分条件下, 由砾质沉积转变为沙质沉积为主河段至湖岸线距离约为65 km; 马兰红山扇三角洲平原辫状河道内砾质沉积转变为沙质沉积为主河段至湖岸线距离约为15 km(图 1); (2)砾质沉积转变为沙质沉积为主河段的砾石产状与平均砾径范围。现代开都河远源河流— 三角洲沉积体系中, 砾质转变为沙质沉积为主河段的砾石主要为河道内滞留砾石, 平均砾径为1.02~3.33 cm。马兰红山扇三角洲平原辫状河道内砾质沉积转变为沙质沉积为主河段, 砾石主要为河道内滞留沉积, 平均砾径为3.83 cm; (3)河流出山口距湖岸线距离。现代开都河由大山口出山口至湖岸线距离约为126 km, 马兰红山扇三角洲的茶汗通古河出山口至湖岸线距离约为30 km; (4)古代露头中砾岩所属沉积相、砾石产状及平均砾径等(表 3)。
依据上述原则, 下侏罗统八道湾组、中侏罗统西山窑组— 头屯河组砾岩发育层段在准南地区、西北缘地区以河流三角洲沉积为主, 且沉积物供给较充分, 以厚层状砂砾岩与泥岩互层为主。由于各剖面中的砾岩主要为河道滞留沉积(图 5), 砾岩厚度较薄, 故以平均砾径来计算的八道湾组沉积时期剖面位置距沉积湖岸线为65~70 km(表 5); 西山窑组与头屯河组沉积时期剖面位置距沉积湖岸线为50~65 km。上侏罗统喀拉扎组以冲积扇沉积为主, 下白垩统清水河组底部砾岩发育层段以扇三角洲沉积为主。若以平均砾径来计算, 上侏罗统喀拉扎组冲积扇平均砾径大于八道湾组, 向下游变换为以砂质沉积为主搬运距离至少要60 km。下白垩统清水河组剖面位置距湖岸线10~15 km, 但此为以砂岩沉积为主, 且砾石为河道滞留沉积, 砾岩厚度较薄。若兼顾露头区较大厚度砾岩, 如厚达1~3 m甚至更厚砾岩, 则剖面位置距湖岸线可能要达到20 km以上。故认为上侏罗统喀拉扎组剖面位置距湖岸线约至少60 km, 下白垩统清水河组剖面位置距湖岸线10~20 km。
在此基础上, 同样考虑自新近纪(23 Ma)以来, 准噶尔盆地南缘由东向西自三屯河剖面、金钩河— 安集海河剖面、四棵树凹陷剖面平衡恢复计算出构造缩短量分别为37 km、19.5 km和7.2 km(管树巍等, 2007), 即与侏罗纪— 白垩纪相比, 现今的头屯河— 郝家沟剖面、呼图壁河剖面、玛纳斯河剖面及安集海河剖面, 向北移动了37~19.5 km, 故现将此4剖面向南回推37~19.5 km(图 6, 红色圆点位置)。进而计算的侏罗纪— 白垩纪准噶尔盆地南缘湖岸线位置自东向西也同样向南回推37~19.5 km(图 6, 彩色虚线位置)。
由图 6可知, 恢复的下侏罗统八道湾组、中侏罗统西山窑组与头屯河组、上侏罗统喀拉扎组的砾岩最发育层段, 即砂砾岩储集体向盆地内延伸范围最大时期的湖岸线, 明显的与现今盆地边缘线有一向西北方向敞开的夹角, 表明在准南呼图壁河及其以西地区, 以河流冲积平原、三角洲平原沉积为主, 分流河道与河道间泥质较发育, 砂砾岩储集层的非均质性较强。在呼图壁河及其以东地区, 以三角洲前缘沉积为主, 水下分流河道及沙坝发育, 砂岩储集层分选及物性相对好。该认识对在编制岩相古地理图过程中, 动辄以现今盆地边缘线即为湖岸线的观念提出了不同见解, 为今后岩相古地理图或者沉积相的编制提供了有益借鉴。
由图 6右下角准噶尔盆地中新生代湖平面变化曲线可知, 侏罗系八道湾组— 齐古组沉积时期, 湖平面先大规模上升, 后逐渐下降, 早白垩世早期湖平面下降后, 又持续上升, 直至湖平面上升至中生代范围最大。此湖平面变化趋势与图 6所示的湖岸线逐渐向陆地扩张具有相同的变化特征。
纵观准噶尔盆地中新生代的湖平面升降史, 气候和构造背景控制了湖水位的升降变化: (1)气候因素造成的湖水位升降。气候因素造成的湖水位升降曲线的形态与气候变化曲线的形态相似, 中生代为持续的湖水位上升, 新生代为全面的湖水位下降(王龙樟, 1994, 1995)。卢远征和邓胜徽(2009)通过孢粉分析和沉积岩有机碳同位素分析, 认为准南的气候在侏罗纪之初为炎热潮湿, 比晚三叠世更加炎热而潮湿, 并可与国际对比。房亚男等(2016)认为早— 中侏罗世准噶尔盆地气候温暖潮湿, 植被繁盛。中侏罗世西山窑组沉积时期, 气候条件相较于早侏罗世可能变得相对干旱, 从而导致降水量下降, 湖盆水体减少, 湖泊萎缩。至中侏罗世头屯河组沉积期结束, 气候开始变得干旱(谭程鹏等, 2014), 干旱化在齐古组沉积末期、喀拉扎组沉积前达到顶峰(房亚男等, 2016), 齐古组和喀拉扎组发育红层沉积。晚侏罗世晚期至早白垩世早期古气候转变为温暖潮湿气候, 沉积了下白垩统清水河组原生灰色建造, 早白垩世晚期古气候由温暖潮湿向干旱炎热转变(唐湘飞等, 2018)。(2)由构造因素造成的湖水位升降。早— 中侏罗世天山持续剥蚀去顶, 准南物源区持续后退, 至西山窑组沉积时期, 准噶尔盆地南部边界至少到达中天山地区(房亚男等, 2016), 湖平面开始大规模上升。车莫古隆起及博格达山在晚侏罗世已规模存在, 此时准噶尔盆地基底已开始整体抬升, 天山处于准平原化状态, 湖平面下降明显。早白垩世准南以宽浅湖盆沉积为主, 湖盆沉积范围较晚侏罗世时期扩大, 现今的前陆冲断带和莫索湾凸起开始接受早白垩世沉积。侏罗纪— 早白垩世, 气候变化和盆地内部隆起共同控制了准噶尔盆地可容纳空间的变化(房亚男等, 2016)。
1)基于古代露头中砾岩发育层段对应盆地内储集层平面展布范围最广这一认识, 应用“ 将今论古” 的方法, 依据建立的现代与古代平均砾径与沉积搬运距离关系、不同沉积相类型中砾石发育产状与湖岸线远近关系等地质参数比对的方法, 从源到汇定量计算沉积物源区范围与古湖岸线迁移演化的距离参数, 为恢复准噶尔盆地南缘低勘探程度区原型盆地的岩相古地理特征, 预测有利储集体的展布提供依据。
2)预测的下侏罗统八道湾组储集体向盆地内延伸范围最广沉积时期, 准南现今剖面位置距离物源区较近, 最远距离为96.4~138.7 km, 西北缘吐孜阿克内沟剖面现今位置距离物源区最远为91.8~48.1 km。中侏罗统西山窑组储集体向盆地内延伸范围最广沉积时期, 准南现今剖面位置距离物源区较远, 最远距离为100.3~142.9 km; 头屯河组准南的现今剖面位置距离物源区与西山窑组变化不大, 最远距离为108.0~134.5 km。上侏罗统喀拉扎组储集体向盆地内延伸范围最广沉积时期, 山体不断隆升并向盆内迁移, 准南现今剖面位置距离物源区为63.8~76.4 km。下白垩统清水河组储集体向盆地内延伸范围最广沉积时期, 准南现今剖面位置距离物源区为55.1~88.3 km。西北缘吐孜阿克内沟剖面现今位置距离物源区为45.3~50.4 km。
3)准南八道湾组储集体向盆地内延伸范围最广沉积时期, 现今剖面位置距湖岸线自东向西为28~45 km; 西山窑组与头屯河组沉积时期现今剖面位置距湖岸线自东向西最近为13~30 km, 最远为28~45 km; 上侏罗统喀拉扎组现今剖面位置距湖岸线自东向西为23~40 km; 下白垩统清水河组现今剖面位置距湖岸线10~20 km。恢复的侏罗纪— 早白垩世砂砾岩储集体向盆地内延伸范围最大时期的湖岸线, 明显与现今盆地边缘线有一向西北方向敞开的夹角, 该认识对在编制岩相古地理图过程中, 以盆地边缘线即为湖岸线的观念提出了不同见解, 可为今后岩相古地理图或者沉积相图的编制提供有益借鉴。
致谢 参加工作的还有吴昊, 李雯, 翟羿程, 樊小容, 赵雪松, 李小陪, 以及开展野外工作的向导朱利江, 付强等同志。同时, 两位审稿人的意见与建议对文章质量的提升给予了很大帮助, 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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