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早二叠世生物礁分布于泛大陆的西北陆棚、乌拉尔山脉的西侧、美国的二叠盆地等地，并集中分布于前两个地区。其早期，以Palaeoaplysina礁或Palaeoaplysina和叶状藻礁占优势，而至晚期则形成以Shamovella (Tubiphytes)和苔藓虫为骨架的礁。中二叠世栖霞期的礁仅发现于北美格拉斯山脉、帕米尔和我国的阿尔格山等地。茅口期的礁是世界上最发育的生物礁之一，北美瓜德罗普山脉的二叠纪礁已成为世界上最典型的礁，其相带分异之清晰堪称为世界之最。北非突尼斯的礁也是研究程度较高的礁之一。中二叠世的礁以海绵、苔藓虫、Shamovella的大量出现为特征，古石孔藻、Shamovella和笛苔藓虫是常见的包覆生物。晚二叠世生物礁分布于欧洲镁灰岩统盆地、特提斯海西缘和最北缘的陆棚以及特提斯海域内的一些地体。我国晚二叠世礁十分发育，成为世界二叠纪礁的一个亮点。礁内的造架生物以珊瑚海绵为主，包括房室海绵和纤维海绵，古石孔藻和Shamovella (Tubiphytes)作为常见的包覆联结生物。

盔甲鱼类是古生代中期化石无颌类的主要类群，其分布主要限于我国境内以及越南北部。至目前为止，在我国已发现并鉴定的盔甲鱼类计有48属68种，其中志留纪14属19种，遍布川、陕、鄂、湘、皖、浙、赣、新等省；泥盆纪35属49种，遍布宁、川、黔、桂、滇等省（区）。本文不仅对含盔甲鱼类的地层进行了详细的对比研究，而且根据盔甲鱼类在中古生代地层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自下而上划分了9个盔甲鱼化石组合与1个盔甲鱼层，并认为这些化石组合和盔甲鱼层之间的演替与当时环境条件的变化及古地理、古构造的变迁密不可分。另外，通过对盔甲鱼类形态学及古生态学的研究，认为盔甲鱼类应是一类行底栖滤食性生活、运动能力不强的类群，其主要生活环境为靠近古陆边缘的海域。由于其迁移扩散能力有限，宽广的陆地以及宽阔的海洋均成为其迁移、扩散的障碍，因此盔甲鱼类具有重要的古生物地理意义。最后，根据盔甲鱼类在我国的地理分布特征，并结合大地构造学及古地磁学方面的资料，对中古生代我国三大主要板块之间的古地理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性研究，结果表明：古生代中期中国三大板块具有十分密切的古地理关系，它们彼此相接或相邻，并同属于一个鱼类动物地理区系即泛华夏盔甲鱼类区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县达布太尔地区位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结合部的西昆仑造山带，是研究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质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由于西昆仑地区处于中亚腹地的高寒缺氧地带，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野外地质调查研究十分困难，区域地质研究程度较低，达布太尔地区沉积地层中一直没有获得可靠微体化石证据。经笔者的室内、外地质调查与研究，在达布太尔地区发现了内点囊三缝孢Endosporites punctatus Gao，雅致韦氏粉 Wilsonites delicatus (Kosanke) Kosanke，多孔柯达粉 Cordaitina spongiosa (Luber ) Samolovich，马什阿里粉 Alisporites mathalensis Clarke，卵形侧囊粉 Sulcatisporites ovatus (Balme and Hennelly) Balme，以及光面和点状孢子Leiotriletes 和Punctatisporites 等二叠纪孢子花粉化石。从上述化石组合特征看，这些孢子花粉化石基本属于华夏植物地理区类型。结合前人对该区生物地层和同位素年代学的研究，笔者认为塔什库尔干县达布太尔地区原划为二叠纪的碎屑岩沉积地层可能为包含了志留纪、二叠纪及其它时代岩层的混杂地层体。

贵州省东北部江口县桃映震旦纪陡山沱组上部发现的庙河型生物群，包括宏体藻类、可能的后生动物、遗迹化石以及其它生物化石等，进一步证实这类宏体生物群在扬子地区震旦纪陡山沱晚期有较为广泛的分布。通过与鄂西庙河生物群、皖南蓝田植物群的对比，震旦纪陡山沱晚期宏体生物群的生活环境主要为开阔浅海向台缘斜坡相过渡地带。通过对黔东北庙河型生物群的研究，认为陡山沱晚期的宏体生物群为以营固着生活方式为主，生活于透光性较好、具有一定水动力条件和一定含氧量的相对静水贫氧浅海环境；其固着基底为富含水份的未固结的粥性—软质基底。这些宏体生物群多呈半漂浮状竖立于海底，构成初步的“海底草原”，为生物群中依赖一定氧而生活、生长和繁殖的动物提供了必要的支持。生物死亡后，大部分生物躯体倒伏于沉积物表面，在贫氧和较快沉积速率的沉积环境中，生物遗体被较好保存，并很快被沉积物所埋藏。随着沉积物的增厚，生物遗体被完全封闭，导致生物遗体腐烂和分解过程终止，使其得以很好保存。较快的沉积速率、贫氧和相对平静水体的环境是生物群得以很好保存的重要因素。

 松辽盆地上白垩统中含有丰富的遗迹化石，通过对该盆地20余口取心井岩心的详细观察，发现了6大类动物遗迹化石15属20种。根据这些遗迹化石的分布规律，在松辽盆地上白垩统中划分出5种遗迹化石组合：（1）Scoyenia遗迹组合，主要成分有Scoyenia gracilis、Skolithos和Planolites，偶见停息迹化石，反映的是遭受周期性暴露的极浅水环境；（2）Skolithos遗迹组合，主要以Skolithos和Cylindricum十分发育为特征，分异度小，丰度高，反映的是高能动水环境。（3）Arenicolites遗迹组合，主要以Arenicolites和Polykladichnus大量发育为特征，还见有Skolithos、Planolites、Thalassinoides和逃逸迹等化石，分异度较高，反映了水流能量较低的浅水环境；（4）Planolites遗迹组合，以密集分布的Planolites十分发育为特征，分异度小，丰度高，见有少量指示缺氧环境的Chondrites化石，反映了水体较平静的还原环境；（5）Fuersichnus遗迹组合，主要由Fuersichnus、Glockeria、Gordia、Megagrapton和Planolites等遗迹分子构成，反映了相对平静的深水环境。

通过对准噶尔盆地南缘侏罗系5条剖面的沉积特征对比，结合钻井资料和地震资料，确定了准噶尔盆地南缘侏罗纪盆地边界、沉积相演化及盆地格局。头屯河剖面和后峡剖面的沉积相对比及古流向测量表明二者在早、中侏罗世形成于同一沉积体系。在早、中侏罗世，沉积相逐渐从以辫状河-三角洲-湖泊相为主过渡到以河流相-湖泊相为主，沉积水体逐渐变浅；其中三工河组沉积时期盆地沉积范围达到最大，西山窑组沼泽相发育，车排子-莫索湾凸起自西山窑组沉积时期开始形成；早、中侏罗世的盆地边界至少位于后峡以南附近，此时不存在地理分割明显的天山山脉。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早期，沉积相从辫状河-滨浅湖相为主迅速演变为以辫状河-冲积扇相为主。在此期间盆地边界明显向北迁移，天山山脉明显隆升并造就天山南北沉积环境的巨大差异，博格达山构成盆地南缘的又一重要物源体系。

四川盆地早三叠世飞仙关早期的环境基本上继承了晚二叠世长兴末期的格局。在川东北地区演化为碳酸盐蒸发台地。蒸发台地飞仙关组为一套含硫酸盐的富白云岩的蒸发潮坪沉积层系。下部为薄层的含石膏、硬石膏晶体、团块及肠状石膏层的泥晶灰岩、微晶白云岩组成的小潮差蒸发潮坪层序。中部为层状鲕粒白云岩、鲕粒灰岩的潮下鲕粒滩相与萨布哈环境的富层状膏岩的膏坪相、含石膏岩的膏云坪相组成的大潮差蒸发潮坪层序。上部为中薄层状富泥的含石膏质夹层的泥质泥晶灰岩、微晶白云岩组成的旋回性清楚的似蒸发潮坪层序。这三种层序的纵向组合在蒸发台地相区可以很好对比，尽管各层序厚度有明显变化。强烈白云石化的鲕粒白云岩是四川盆地飞仙关组大中型气藏的主要储层，依据鲕粒岩的相序特征可将其分为有障壁性质的台缘鲕粒坝和台内鲕粒滩两类。蒸发台地西缘的台缘鲕粒坝在飞仙关期基本稳定。东缘的台缘鲕粒坝在飞仙关中后期大幅度向盆地方向迁移。

蠡县斜坡是冀中饶阳凹陷西部的一个大型宽缓斜坡，以倾向上的小坡降和走向上的古地形差异相对较显著为特征，自北而南呈现出台地区和单斜区等不同的地貌单元。区内古近系沙河街组沙二段和沙一段下亚段发育“浅水型”三角洲和滨浅湖滩坝两种沉积相类型，构成了斜坡带的主要储集体。根据斜坡带走向上的古地貌、沉积相类型等基本因素的差异，可归纳为两种类型的砂体发育区：1）斜坡南段单斜区的三角洲相砂体发育区和2）斜坡北段台地区的滩坝相砂体发育区。通过隐蔽油藏勘探方向分析，认为这两种不同类型砂体发育区的隐蔽油藏形成条件各异。以台地区的滩坝相砂体发育区最为有利，是隐蔽油藏勘探的主要方向。在斜坡的内带、中带和外带等不同部位，隐蔽油藏成藏模式也各不相同，以斜坡中带的隐蔽油藏类型发育最为齐全，是寻找规模储量的主要靶区。

确定烃源岩在盆地范围内的纵向变化规律及横向分布特征，建立有效烃源岩和油气藏的时空组合关系，正在成为高勘探程度地区继续寻找隐蔽油气藏的一种新的研究方向。东营凹陷沙河街组四段至沙河街组二段下部沉积时期，主要发育湖泊—三角洲沉积体系，通过对近百口钻井的地球化学、沉积学、古生态学等资料的分析，认为该沉积时期古湖盆演化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即沙四早中期裂陷初始阶段过补偿间歇湖、沙四晚期裂陷加速阶段欠补偿闭流湖、沙三早期裂陷鼎盛阶段欠补偿闭流湖—敞流湖、沙三中期裂陷稳定阶段均衡补偿深水敞流湖以及沙三晚期至沙二早期裂陷衰退阶段过补偿浅水敞流湖。在湖盆特定演化阶段的特定位置，往往出现独特的沉积环境和水面波动规律，从而形成了具有独特有机地球化学特征的烃源岩赋存相带。其中，沙四晚期闭流湖中可以划分出6种，沙三早期闭流湖－敞流湖中可以划分出4种，沙三中期至沙二早期敞流湖中可以划分出6种各具特色的烃源岩赋存相带，主要反映在有机质丰度和有机质类型方面，从而决定了其中烃源岩的生烃特点及生烃潜力。通过对烃源岩赋存相带的沉积环境与烃源岩特征的对比发现，东营凹陷沙四段至沙二段下部烃源岩生烃潜力以及有机地球化学特征，主要受到古湖盆类型、水深以及物源供应三大因素的控制。

从定量古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利用生态学和古生态学的资料，对介形类的优势分异度H(s)和古湖泊水深D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性拟合，并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利用古近系东营三角洲地震资料和沉积资料验证这种对应关系的可信性，因此利用定量计算的介形类优势分异度值可以较准确确定古水深。以东营凹陷古近系沙三段沉积时期为例，恢复了三个亚段沉积时期的古水深，并做出了平面等值线图。结果表明，东营凹陷的古水深由大到小依次为中亚段沉积时期、下亚段沉积时期和上亚段沉积时期。湖泊古水深的定量恢复，对于含油气盆地的油气生、储、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造山带古地理学在盆地构造--古地理重建中的若干思考的核心，是以活动论的构造观指导盆地分析。本文强调以发展的、动态演化的思路来研究盆地。现存的一个盆地，可能只是地史期间大盆地的残余（或残留）部分；或是原来彼此分开和独立的几个盆地内的沉积记录组成的沉积物拼盘。一个盆地内现存的次级构造单元可能由年轻的造山运动形成；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原来的次级单元已被后来的构造—热事件模糊或遮蔽了。在盆地的建造过程中，隆起（包括次级隆起）的时起时伏十分常见；相应地，盆地间的时分时合也十分常见。在泛大陆旋回与大盆地发育间有着内在联系，即：大盆地发育受邻侧的洋盆演化和造山过程制约，故“盆”“山”间的耦合分析是正确认识盆地动态演化的钥匙。体现在构造--古地理重建中，造山带古地理学倡导原地的古地理重建与非原地的古地理重建相结合且以后者为主。非原地的古地理重建可通过定量的（如基于古地磁资料的重建）和定性的两条途径实现。文章讨论了定性重建中的5个要点：1）时间上，要结合“反序”的研究，2）空间上，要结合“反转构造”的研究，3）强调构造复位在古地理重建中的意义，4）盆地建造阶段中的改造事件所起的承前启后作用，和5）盆地动力学与造山动力学的结合研究。

 Dow在1977年提出的利用上下构造层镜质体反射率 (Ro) 差值来估算不整合面地层剥蚀厚度的方法，在国内仍有广泛的应用。但国内有些学者已认识到了该方法的不合理性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方法，其中最高古地温法因其思想合理而具有代表性。为了能更合理和更简便地利用Ro数据来估算不整合面地层剥蚀厚度，对最高古地温法作了改进，得到了一种利用Ro数据恢复剥蚀厚度的新方法。新方法不仅继承了最高古地温法的合理思想，而且大大简化了具体操作过程。对某一构造层恢复其顶面剥蚀厚度时，在使用Ro数据恢复剥蚀厚度的前提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直接将该构造层的ln (Ro)－H线性回归关系外推至ln (0.2) 处而得到近似的古地表位置，古地表位置和不整合面位置的差值即为剥蚀厚度。用最高古地温法和新方法对Dow (1977) 的实例数据进行了重新计算，分别得到2 735 m和2 537 m的剥蚀厚度，相近的结果说明了新方法的实际可行性，并且相比之下新方法操作起来更加简便。但与Dow (1977) 得出的500m剥蚀厚度相差甚远。从多个方面讨论了Dow (1977) 结果和原理的不合理性。新方法将广泛应用于多个地质分支学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