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辽宁省城市居民肝癌患者10年生存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评估肝癌防治水平的进展提供基础数据。方法 对辽宁省三市2000—2002年肿瘤发病数据库中随机抽取的337例肝癌患者主动随访并收集信息。采用寿命表法计算观察生存率(Observed survival rate,OSR)和中位生存期(Median survival time,T₅₀),应用Ederer Ⅱ方法计算相对生存率(Relative survival rate,RSR),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生存期的影响因素。结果 辽宁省城市居民肝癌 T₅₀、10年OSR和RSR分别为7.33个月、4.15%和5.17%。女性肝癌患者T₅₀高于男性(P＜0.05),但10年OSR和RSR无统计学差异。＜65岁组10年OSR和RSR分别为5.73%和6.35%,略高于65~74岁组(2.15%和3.27%)和≥75岁组(1.92%和4.02%),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65岁组的T₅₀(7.68个月)显著高于65~74岁组(6.89个月)和≥75岁组(6.93个月)(W=5.837,P=0.016;W=8.000,P=0.005)。＜65岁年龄组的10年RSR趋势与65~74岁和≥75岁年龄组存在统计学差异(χ²=6.736,P＜0.05;χ²=5.992,P＜0.05),Ⅰ~Ⅱ期与Ⅲ期及Ⅳ期10年生存曲线趋势均存在统计学差异(χ²=9.391,P＜0.05;χ²=25.475,P＜0.05),手术组与非手术组10年RSR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0.767,P＜0.05),手术组的T₅₀显著高于非手术组(W=14.746,P＜0.001)。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和临床分期对肝癌10年生存期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早期诊断率和规范性诊疗率低可能是辽宁省城市居民肝癌10年RSR低于亚洲和欧洲发达国家水平的主要原因,因此提高肝癌早诊率、加强规范诊疗、预防肝炎和肝硬化是我省肝癌防治的重要方向。

目的 基于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中国1990—2019年胆道癌死亡趋势,为胆道癌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基于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中1990—2019年20~84岁中国居民胆道癌的死亡数据,运用年龄-时期-队列(Age-period-cohort,APC)模型分析年龄、时期和队列对胆道癌死亡率变化的影响。结果 1990—2019年中国胆道癌死亡率呈上升趋势,2019年死亡率增加至2.42/10万,男性和女性死亡率分别增加至2.45/10万和2.39/10万,与1990年相比增长了1.46%,男性和女性分别增长了1.75%和1.07%。APC模型结果显示,1990—2019年男性和女性死亡风险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随时期的推移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出生越晚的男性死亡风险越高;出生越晚的女性死亡风险越低。结论 1990—2019年中国胆道癌死亡率呈上升趋势,老年人群和越晚出生的男性死亡风险较高,胆道癌的防治工作应加强关注高危人群。

目的 分析2013—2017年南通市肺癌发病和死亡特征,为南通市肺癌综合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利用质控合格的南通市2013—2017年肿瘤登记资料,分别根据城乡和性别计算肺癌发病(死亡)率、年龄别发病(死亡)率以及标化发病(死亡)率等指标,标准人口采用2000年中国普查标准人口和Segi's世界标准人口。采用Joinpoint 4.9.0软件,对2013—2017年肺癌发病(死亡)率和标化发病(死亡)率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 2013—2017年南通市肿瘤登记处共报告肺癌新发病例30 689例,粗发病率为83.46/10万,中标发病率为35.71/10万,肺癌位居全部恶性肿瘤发病顺位首位,男性中标发病率(45.24/10万)高于女性(25.47/10万),为女性的1.78倍,城市地区中标发病率(39.49/10万)高于农村地区(34.58/10万),为农村地区的1.11倍。城市地区男性肺癌中标发病率均呈下降趋势(P＜0.05),而农村地区全人群和女性肺癌中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P＜0.05)。肺癌发病率随年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80~84岁年龄组达到发病高峰(417.82/10万),85岁及以上年龄组有所下降。肺癌死亡病例23 806例,粗死亡率为64.74/10万,中标死亡率为26.08/10万,肺癌位居全部恶性肿瘤死亡顺位首位,男性中标死亡率(34.76/10万)高于女性(16.71/10万),为女性的2.08倍,城市地区中标死亡率(26.21/10万)与农村地区中标死亡率(26.05/10万)相当。城市地区全人群肺癌中标死亡率呈下降趋势(P＜0.05)。肺癌死亡率随年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80~84岁年龄组达到死亡高峰(420.50/10万),85岁及以上年龄组有所下降。结论 南通市肺癌发病与死亡率均位居首位,严重危害当地居民健康。要加强健康教育、加大烟草控制宣传力度,持续深入推进肺癌早诊早治等措施,以降低居民肺癌疾病负担。

目的 研究骨桥蛋白在非小细胞肺癌表皮生长因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耐药中的作用及作用机制。方法 敲减骨桥蛋白的PC9R细胞系为实验组,未作处理的PC9R细胞系为对照组,应用实时定量PCR(qPCR)和免疫蛋白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骨桥蛋白和凋亡相关基因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应用线粒体膜电位实验检测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线粒体功能。应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CCK-8)和细胞增殖检测试剂盒(EdU)实验评估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增殖功能。结果 qPCR及Western Blot实验结果证实与PC9细胞相比,骨桥蛋白在吉非替尼耐药的PC9R细胞中高表达(1.00±0.05 vs. 5.12±0.12,P＜0.01)。敲减骨桥蛋白后引起PC9R细胞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并诱发细胞凋亡(8.34±0.96 vs. 48.56±3.34,P＜0.05),进一步证明敲减骨桥蛋白抑制PC9R细胞的生长、增加肺癌细胞对吉非替尼的敏感性。结论 敲减骨桥蛋白诱发线粒体功能障碍促进吉非替尼耐药细胞凋亡。敲减骨桥蛋白增加肺癌细胞对吉非替尼敏感性。

目的 探讨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与支气管镜活检组织病理学分型的关系。方法 本研究纳入2013年1月—2018年12月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支气管镜下活检病理检查,且完成相关血清肿瘤标志物(SCCA、CYFRA21-1、CEA、CA125、NSE)检测的356例肺癌患者(140例小细胞癌、122例鳞状细胞癌、94例腺癌),对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在支气管镜活检的肺癌患者中,五种血清肿瘤标志物的组合(SCCA+CYFRA21-1+CEA+CA125+NSE,AUC=0.948,P＜0.001)对小细胞肺癌与非小细胞肺癌的辅助诊断价值更高;三种(SCC+CEA+NSE,AUC=0.901,P＜0.001)或四种(SCC+CYFRA21-1+CEA+NSE,AUC=0.901,P＜0.001)标志物联合鉴别鳞状细胞癌与腺癌准确性更高;而在非小细胞肺癌中鉴别鳞状细胞癌与腺癌,三种标志物组合(SCCA+CEA+CA125,AUC=0.831,P＜0.001)的价值更高。结论 对于不同病理分型的肺癌患者,不同血清肿瘤标志物组合对支气管镜下活检病理的分型有一定的辅助诊断价值。

目的 探讨¹³¹I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分化型甲状腺癌肺转移的短期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分析2018年10月—2020年10月于我院就诊治疗的分化型甲状腺癌肺转移患者57例,分为对照组(n=30)和联合治疗组(n=27),对照组单纯使用¹³¹I治疗,联合治疗组行¹³¹I联合阿帕替尼治疗。每半年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的甲状腺球蛋白(Thyroglobulin,Tg)水平、靶病灶(Target lesions,TL)的基线直径变化情况及靶病灶浓聚放射性灶计数/本底计数(Concentration range count/background count,C/B)的变化情况,同时记录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情况。结果 随访结束后联合治疗组Tg水平(36.34±19.72 μg/L)较对照组(122.18±22.98 μg/L)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联合治疗组TL的直径均值(3.55±0.39 mm)较对照组(14.01±1.44 mm)明显缩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24个月后,联合治疗组DCR和ORR高于对照组(P＜0.01)。联合治疗组C/B值(2.98±0.54)较对照组(25.45±3.00)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联合治疗组阿帕替尼常见的不良反应为手足综合征6例,高血压4例,皮疹2例,未观察到与阿帕替尼相关的Ⅲ级以上严重不良反应。结论 ¹³¹I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分化型甲状腺癌肺转移疗效确切,具有明显的缩瘤效果,达到较高的生化缓解率,同时副作用轻微可控,安全性较高。

目的 探讨乳腺癌保乳术后调强放疗中不同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患者体位固定方式与摆位误差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接受调强放疗的117例保乳术后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放疗时患者不同的体位固定方式分为A、B两组,A组患者(57例)为真空袋组,B组患者(60例)为乳腺托架组。根据患者的BMI指数分为1组(＜18.5 kg/m²)、2组(18.5~23.9 kg/m²)、3组(24~27.9 kg/m²)和4组(≥28 kg/m²)。比较不同BMI分组的乳腺癌患者体位固定方式与摆位误差的关系。结果 A组患者左右方向(X轴)总摆位误差小于B组(P＜0.05);A3、A4组患者X及Y轴摆位误差小于B3、B4组(P＜0.05)。在前后方向(Z轴)上,A组和B组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保乳术后接受调强放射治疗的乳腺癌患者BMI指数对摆位误差具有影响,对于超重患者(BMI≥24 kg/m²)更宜选用真空袋固定方式。

目的 探究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复发的影响因素,并分析不同CD73⁺表达率患者复发影响因素的分布特征。方法 选择2017年2月—2021年2月我院收治的108例MM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后1年的复发情况分为复发组和未复发组。筛选影响患者复发的因素;采用聚类分析和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分析不同CD73患者复发影响因素的分布特征。结果 108例患者的复发率为23.15%(25/108);男性、体质指数(BMI)＜20 kg/m²、国际分期系统(ISS)分期Ⅲ期、高危遗传学风险、β2-微球蛋白(β2-MG)≥3.5 mg/L、p53基因缺失、CD73⁺均是导致患者复发的危险因素(P＜0.05),维持治疗是保护因素(P＜0.05)。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复发风险呈明显聚集性,可将患者分为复发高风险组(CD73⁺表达率＞40%)和低风险组(CD73⁺表达率＜40%),复发率分别为37.50%(15/40)和14.71%(10/6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潜在类别分析结果显示,复发高风险组“危险因素较少型分布”比例明显低于复发低风险组,“ISS分期Ⅲ期未维持治疗分布”比例明显高于复发低风险组(P＜0.05),两组“ISS分期Ⅲ期维持治疗分布”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性别、BMI、ISS分期等因素均与MM患者复发相关;CD73⁺表达率＞40%的患者复发风险较高,影响因素主要为“ISS分期Ⅲ期未维持治疗分布”。

目的 本研究拟探讨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PD-1)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及化疗二线治疗晚期肺腺癌的临床对比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017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期间收治的99例晚期肺腺癌患者临床资料,根据不同治疗方法将患者分为单纯化疗组(n=35)、化疗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组(n=34)和化疗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免疫治疗组(n=30)。比较三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三组的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分别为48.6%、55.9%和8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8);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分别为11.4%、8.8%和2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73)。三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分别为2.4个月、4.3个月和6.2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治疗期间三组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有白细胞减少、恶心呕吐、转氨酶升高、乏力等,大多为1~2级。单因素分析显示临床分期是影响PFS的独立因素。在考虑分组因素情况下,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脑转移是PFS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三组对比分析显示二线应用PD-1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及化疗治疗晚期肺腺癌的疗效确切且安全性良好。

卵巢癌是全球女性生殖系统三大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着女性的生命健康。近年来,研究者不断改进卵巢癌的治疗手段,但是卵巢癌的5年生存率依然并不乐观。随着精准医疗的推行,类器官模型的临床前研究逐渐进入科研工作者的视野。本文旨在介绍卵巢癌相关实验类器官具有高度保持的肿瘤异质性、模拟肿瘤缺氧微环境、模拟肿瘤的发生转移、药物筛选和精准医学、基因编辑系统和模拟疾病。类器官模型库的建立可以改善卵巢癌治疗发展方向。在3D生物打印和类器官的联合下,有望成为未来药物筛选的新途径。

近年来,转移性或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特别是在一线治疗或治疗后出现进展的患者。通过联合治疗提高疗效已成为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对于没有驱动基因突变或对靶向治疗无效的患者,这种探索尤为迫切。有证据表明促血管生成因子具有免疫抑制活性,这使得研究人员开始评估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潜在协同作用。本文就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理论基础及临床研究进行综述。

消化系统肿瘤占全球肿瘤发病率第一位,其发生与饮食、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有关,早期往往无特征性表现。目前公众对消化道早癌筛查意识不强,确诊时部分患者已为中晚期,失去手术机会,因此放、化疗成为中晚期消化系统肿瘤患者的希望。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促进其凋亡一直是肿瘤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有丝分裂危象是一种内源性肿瘤抑制机制,是在有丝分裂期,细胞周期检查点异常或纺锤体结构损伤而造成细胞死亡的现象,与肿瘤增殖抑制密切相关,但是发生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及相关信号通路尚不明确。本文就消化系统肿瘤细胞发生有丝分裂危象的分子生物学机制进行综述,为研究消化系统肿瘤的综合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肿瘤的精准成像在识别肿瘤位置和分期以及确定合适的治疗方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多肽是在成像方面具有前途的工具,已证明相应的受体在肿瘤细胞中过表达,通过与受体特异性结合导致显像剂在肿瘤细胞内成像。此外,由于多肽具有分子量小、免疫原性低、亲和力和特异性高等众多优点使其在肿瘤诊断和治疗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基于多肽的成像探针和治疗剂已成功进入临床试验。本文就多肽探针在肿瘤成像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SOX4是SOX家族C组亚科的成员,它可能通过赋予癌细胞生存、迁移和侵袭能力来促进肿瘤发生发展。目前已有多种证据支持SOX4是一种重要的癌基因的观点。SOX4在多种恶性肿瘤中过表达,包括消化系统肿瘤,而消化系统肿瘤是发展中国家癌症患者死亡的最常见原因。近年来,SOX4引起恶性转化的分子机制及其与消化系统肿瘤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焦点和前沿领域。本文就SOX4在消化系统肿瘤中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随着诊断技术及治疗手段的不断提高,乳腺癌患者接受系统治疗后生存期明显延长。乳腺癌患者需要长时间的随访以便及早监测到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此外,激素敏感性乳腺癌患者还需要给予5~10年的内分泌治疗,针对其副作用的全程管理也需要随访,进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患者疾病负担。本文就近年来乳腺癌随访相关方面进行简要综述。

近年来免疫治疗在肝细胞癌辅助治疗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而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1,PD-1)抑制剂是目前的研究热点,然而其总反应率仍不尽如人意,因此目前急需寻找合适的生物标志物,来预测PD-1抑制剂治疗肝细胞癌患者的疗效,本文就PD-1抑制剂治疗肝细胞癌的相关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乳腺癌已成为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热休克蛋白90(HSP90)被称为分子伴侣,其在合成多肽、控制蛋白数量、蛋白折叠、调控蛋白活性和蛋白降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HSP90可调节细胞生长、粘附、侵袭、转移、血管生成和细胞凋亡等,在乳腺癌发展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HSP90抑制剂在抵抗肿瘤生长和抑制侵袭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一种新的治疗手段。本文就HSP90与乳腺癌的关系,以及HSP90抑制剂介导的乳腺癌治疗新模式进行阐述。

肝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全球恶性肿瘤发病顺位居第六,并有升高趋势,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目前肝癌的主要治疗方式有外科手术、局部热消融以及肝移植。近几年来,局部热消融在肝脏恶性肿瘤中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本文就超声引导下热消融技术在肝癌中的应用及相关新技术进行综述。